9、“美国新世纪计划”：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生物战争
2001年10月16日，美国“911”事件爆发一个月后，当全美国都沉浸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中时，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史蒂芬•霍金，对21世纪的人类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尽管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机撞毁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的事件是可怕的，但毕竟它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从长远来看，我更担心的是生物武器。核武器的生产需要庞大的设备，而生物武器的制造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就能完成。人们根本就无法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就制造了某种可能彻底毁灭人类的病毒。我想，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除非我们向太空发展生存空间。”
霍金忧心忡忡地指出，生物武器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某些人在有益或者无意地制造彻底灭绝人类的病毒，人类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前面临灭绝的危险！
霍金当然知道，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拥有压倒性的生物武器优势，美国的生物战能力，足以消灭盎格鲁撒克逊外的所有其他种族。按照霍金的预言，一旦其他国家和民族发觉了美国的阴谋，也发展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人类只有走向灭绝这唯一的结局。
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及新世纪头十年的情况看，作为物理学家的霍金很可能低估了美国通过经济收买和文化渗透来控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能力。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很有希望在本世纪完成其战略使命：其他种族被灭绝，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人类的全部。
史蒂芬•霍金之所以在2001年对人类发出警告，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美国所主导的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已经处于成熟期。美国已经具备了动用很少的一点美元，便可使全人类在不知不觉中灭亡的能力。
2001年，“9·11”事件后的几周，美国接连出现了5起炭疽菌致人死亡事件，受害人接到了含有炭疽菌的不明信件，负责寄送这些信件的邮政局员工也因感染了炭疽菌而瘫痪。美国全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物战争恐怖之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所为，并曾两度深入阿富汗寻找线索，都没有收获。“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宣布，“基地”组织和炭疽菌毫无关联。含有炭疽菌的信件上都标示了“炭疽菌”字样，这也不是恐怖分子的作风。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终，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得不承认，炭疽菌来自美国自己的生物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设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FBI最终于2008年认定，这次袭击的凶手，竟然是美国最优秀的生物武器专家、曾获得国防部最高荣誉奖、为美国政府和陆军工作了33年的62岁的布鲁斯·艾文斯博士，FBI还未将其逮捕，布鲁斯·艾文斯又离奇地自杀身亡了（美国媒体如此公布，事实真相不得而知）。这次和911事件一样引起全美恐怖的生物武器袭击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整个事件，很明显又是美国幕后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设计。其目的当然很明显：利用自我制造的生物武器恐怖袭击事件，推进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度。
由于幕后政府的存在，美国的历史走向，必然会被各种阴谋和离奇的案件所主导，如肯尼迪遇刺、911事件等，包括此次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
不仅仅是幕后政府，美国的墓前政府也是善于制造阴谋的集团。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情局偷袭古巴的“猪湾”计划彻底失败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代号为“北方森林”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袭击，包括在多座城市制造爆炸、炸毁美国军舰、炸毁自己的火箭、炸死自己的宇航员等等，然后栽赃陷害古巴政府，然后发动针对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集团。
如果理解美国统治集团的一贯思维方式，炭疽生物武器袭击案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2001年美国炭疽生物武器袭击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2002年6月12日，总统小布什签署了农业生物恐怖主义保护法，这就是第一部生物国防法。随后，美国以防御的名义，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研发投入。美国联邦政府在生物防御方面的年度预算从2001年的4.14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亿美元。奥巴马虽然以反布什主义的姿态骗取了公民选票并顺利上台，但是他上台后仍然继续加大了对基因武器的投资。2009，美国公开地生物防御预算高达89.7亿美元。自2001至2009年，美国总共投入570亿美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这些都是公开的投入。至于美国秘密生物武器研发经费是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2010年7月2日，美国白宫发布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优化控制BSAT行动部署”。这是第二次生物国防计划。BSAT，是“Biological Select Agents and Toxins”的英文缩写，其含义是“特定生物制剂和[生物]毒素”。美国此次大规模行动，仍然是以防御有害生物制剂和毒素的名目，抓紧对基因武器的研发。至2010-2011财政年度，美国生物防御方面的预算已经高达600多亿美元，比前9年570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对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防御能力越强，其攻击能力也就越强。在奥巴马任期内，布什团队所制造的所谓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威胁的阴霾早已烟消云散，但奥巴马政府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投入却是史无前例的大增长。如果不是在积极准备基因战争，这一切完全无法解释。
2012年11月，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权威杂志《国防》发表了专题文章《今后十年的五个顶级威胁》，把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武器袭击作为第一个威胁、排在核武器袭击威胁之前。那五个顶级威胁是：头号威胁是生物武器攻击，之后是核武器攻击、信息武器攻击、气象武器攻击、跨国行为攻击。该杂志把亚洲列为今后十年五大威胁发作的作战地或发祥地。
美国的重要盟友，以色列也是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的研发大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于1998年11月披露：为了报复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军方正在加紧研制一种专门对付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种族炸弹”。 《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以色列军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科学家正尝试识别部分阿拉伯人的独特基因，然后研制一种基因经过改造的细菌或病毒，制造“种族炸弹”。这种致命武器通过在空气及水中传播，可改造被袭目标细胞内的DNA。“种族炸弹”的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秘密研究中负责，这家中心位于特拉维夫以南20公里的尼斯提兹尤纳。对于媒体的披露，以色列政府非常气愤，并加以否认，和美国一样，他们称这种研究是纯防御性质。
美国进行基因战争的计划源远流长。早在1997年春，美国共和党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始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其直接参与的学者还有罗伯特·卡根、布鲁斯·杰克逊等人。“美国新世纪计划”为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系统规划。后来小布什政府重要成员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等一直都是该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2000年8月克里斯托尔等人以“美国新世纪计划”项目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国防：面向新世纪的战略、力量和资源》的报告，其中指出：“目前的国际安全秩序对美国的利益和理想极为有利。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维持和加强这种‘美国式的和平’。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就会失去这个良机”。为此，美军队必须通过“军事领域的革命”完成军队的改革。报告特别提到了基因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武装力量改革势在必行，美国要充分利用其在军事革命领域获得的优势，确保美国在未来非传统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未来可能会同一些敌人在控制空间内进行战争，而同时与另外一些敌人在水下或太空中展开争斗，甚至同个别敌人在自己身体内部(基因方面)进行斗争。
随后，克里斯托尔联合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向五角大楼提出了基因炸弹的建议。他们认为，基因武器可以歼灭整个种族或者特定人群，让他们神秘消失，政治格局将完全改变。据此报告，基因武器可以消灭某个政党的所有支持者，也可以把一个恐怖王国变成对已有用的政治工具，基因武器将会一劳永逸地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局势。
克里斯托尔领衔的“美国新世纪计划”成员及其支持者，如沃尔福维茨、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艾布拉姆斯等人自1998年后便不断给美国提出重大建议，其中有攻占伊拉克、大量增加国防支出、发展基因武器等。小布什刚上台不久，美国便先后“遭遇”了“911事件”和“炭疽生物炸弹攻击”，“美国新世纪计划”所提出的三大重点政策，都得以彻底实施。
10、从《生物武器公约》看美国的基因武器
毫无疑问，2000年前后，克里斯托尔及沃尔福维茨等人发展基因武器的建议肯定会得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及美国国防部的高度重视。随后的奥巴马政府则继续推动这一计划。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毫不奇怪，为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拒绝支持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导致国际会谈失败，小布什对此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因为发展基因武器的计划只能偷偷进行。布什已经预计到，如果未来美国大规模研发基因武器，其他国家将通过《生物武器公约》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因此布什提早淡化并否定此公约。然而这也彻底暴漏了美国的底牌。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阴柔狡诈不同，小布什和切尼的牛仔作风倒是相对地坦率和可爱。
2001年7月，小布什政府正式拒绝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草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当时，联合国“特设工作组”拟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草案”，其主要目的是推进生物武器的核查机制及核查措施。此时，美国代表团团长唐纳德•马利不得不给出其反对的理由：“依据我们的评估，这项草案议定书将会使国家安全以及保密性商业信息受到威胁。”美国的做法使国际社会为《生物武器公约》建立一种正式核查机制的努力成为泡影。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的强烈抵制下，联合国《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完全回避和拖延了生物武器核查问题。由于美国的反对，2006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根本没有涉及核查措施等议定书问题。
其实，美国的借口是丝毫站不住脚的，如果说《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会影响美国生物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的话，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实施不会影响美国相关能源企业和化工企业的保密性商业信息？一句话，美国国防部及相关单位正在利用美国的基因技术和基因企业准备生物战争和基因战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才会真正影响美国相关企业的商业利益。
二战以来，出现了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分别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为了约束这些武器的滥用，联合国通过了三个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生物武器公约》。任何法律的制定和运行，归根结底都决定于国家、阶级及个人间实力的对比，美国国内如此，国际社会依然如此。对于美国来说，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早已研发成熟，并对相关武器进行了大规模地储备。因此美国已经停止了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研发。但其他国家也大多具备了研发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实力，如不加限制，他们早晚开放出跟美国同样先进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一点，是美国最担心的。因此，美国竭力推动《核不扩散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利用所谓国际法律阻止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及化学武器。而对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类似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则根本没有对基因武器的投入。对于基地组织等所谓的恐怖势力来说，虽然他们有这个意图，但是却没有相关的科技实力，国际法对他们来说根本又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因此，美国极力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普及、实施和核查。因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和核查，仅仅意味着对美国这世界上唯一的基因武器强国的约束。美国显然已经将基因武器，定位成消灭第三世界的主战武器。
美国在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所推动的《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或《生物武器公约》），本身便是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公约，从一开始就没有到今天仍没有禁止遗传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哈克斯索尔上校在八十年代曾放风：由于有了基因工程技术，实际上已几乎不可能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对于美国，也当然是这样，而美国则是基因工程技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做出此表态的真实内涵是这样的：因为美国无法确定其他其他国家是否遵守该公约，所以美国必须开放生物武器及基因武器，所以该公约就必须是一直废纸。
当前，1975年就已生效的《生物武器公约》仅有162个成员国，而《核不扩散条约》则有190个。与《生物武器公约》做对比，1997年才生效的《化学武器公约》则已有182个。《核不扩散条约》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实施相关的监督和核查功能，《化学武器公约》由化学武器公约组织来实施相关核查；而《生物武器公约》在美国的一贯抵制和破坏下，一直缺乏相关组织和机制以确保条约实施。美国对《生物武器公约》的推进采取了十分消极甚至抵制的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占据基因武器研发的制高点。
事实上，自美国七十年代加入此公约后，美国仍然公开地每年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生物武器。美国虽然声称相关研究是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相关研究人员必须先制造出进攻性的生物武器然后才能找出防御它们的办法——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问题。正是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所用的原料、设备和技术的复杂两用性（进攻与防御、战争与和平），《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起来难度较高，但是并非完全无法进行核查和实施。
显而易见，第一代生物武器和第二代生物武器基因武器完全不同。对于第一代生物武器来说，美国要防止炭疽武器的攻击，的确需要先研发出炭疽武器，并做相关实验，才能开发出救治药物及防疫疫苗。而对于基因武器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美国针对特定国家、种族、人群、个人（如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研发基因武器时，他们很难推脱说，这是在防御来自这些人的基因武器，因为针对其他国家的基因武器和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美国认为需要防御中国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针对美国的基因武器，美国需要研究的是美国人的基因特性，而非相反。当美国搜集其他国家的基因特性并研发相关的药物和疫苗时，只能是在为基因武器做准备。
由于基因武器和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不同特性，中国应该推动新的《基因武器公约》的制定和实施，阻止美国继续开发针对特定种族和人群的基因武器。毫无疑问，同核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研发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之前，任何关于禁止基因武器的公约都将在美国的阻扰下无法实施。
为了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攻击，中国最起码做三件事：1、和俄罗斯等其他所有国家一起推动建立《基因武器公约》及相关核查措施，美国必然在其中极力阻扰。2、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揭露美国发展基因武器的阴谋。3、如果美国仍然不放弃针对中国的基因武器，中国必须对等地建立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包括犹太人）、日本人的基因库，尤其是需要研发出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