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阻扰《生物武器公约》的实施意在发动基因战争

4、美国是德国纳粹和日本“731部队”的集大成者

纳粹德国生物武器的头号专家是埃里希·特劳布，他是纳粹细菌战实验室的主管，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同时他也是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一个直接由希特勒建立的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然而，这位纳粹头号生物战专家，却和“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有近乎完全相似的背景。

二战之前，作为德裔美国人，埃里希·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埃里希·特劳布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当时，英美和希特勒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英美垄断资本一手将希特勒扶植了起来。在美国本土，在美国垄断资本的资助下，纳粹的活动也十分猖獗。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美国纳粹运动的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二战爆发之前，埃里希·特劳布回到了德国。

二战结束后，因为担心苏联对纳粹的清洗，埃里希·特劳布拒绝为苏联合作，他在1949年逃离至西柏林，他向美国人表示，他原意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而美国人也正在大力招募纳粹科学家为其服务，埃里希·特劳布又顺利变成了美国人，为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服务，并成为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特劳布还在农业部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能够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生化武器病毒。总之，埃里希·特劳布的加盟，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程。

1953年，西德也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特劳布继续接受有关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和领导。当时的西德政府对美国有很强的依附性，特劳布在西德的生物战实验室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及中情局生物武器项目的重要据点。美国的生物战项目，就是由特劳布这样受中情局领导，即非完全的美国人也非完全的德国人的“世界公民”们一步步推向前进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生物武器。纳粹的生物战专家在战后一部分为苏联服务，但更多像埃里希·特劳布那样成为美国军队的雇员。

二战期间，将生物武器研究推向顶峰的是日本，罪恶昭彰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利用平民做活体实验，日本天皇本身是生物学家，对日本生物战计划一直十分支持。日本细菌部队规模庞大，除了满洲731部队外，还有满洲第101部队，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等。1947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6月间，菲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731部队”能逃脱最后的审判和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残忍的在大量中国平民身上进行的“活体实验”，这是日本和美国合伙给中国施加的无以名状的耻辱。

虽然苏联人也很看重国家利益，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倒是更加重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原则。在“731部队”中，有十几名科学家被苏联捕获，并遭受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这些人供述的确对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被告人随后被监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则声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内容不实，是苏联的歪曲宣传。

5、美国早就在中国国土上展开过生物战

正如原子弹刚刚实验成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战场上一样，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国使用，不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一败涂地，所谓的联合国军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有36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中国供认，他们曾经投掷过细菌武器，当然他们回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美军当时已经在中国境内展开了生物战。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为了掩盖真相，美国可谓不择手段。

1953年，在德特里克营美军生物战基地服役10年的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突然惨死在纽约一家小旅馆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他儿子事后却说，父亲只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直至1993年在公众的要求下美国政府重新检验了奥森冰冻的尸体，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凶手为谁，FBI当然不会去认真调查。

1952年，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杂志的发表了其编辑约翰·鲍维尔写的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他的关押竟长达6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

6、美国第一代生物战作战战略

由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做基础，再加上纳粹尤其是日本“731部队”的成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当之无愧的生物武器大国。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这些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力量，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再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生物战是有限范围内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其生物武器的实战检验。结果证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待进一步成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比如，六十年代初，美军展开了名为“生化战影响试验”的机密项目，又名“112项目”，这仅是美军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但其下竟有数千个试验各种毒药、麻醉药和细菌的分项目，可见美军整个生物武器计划规模有多么庞大。美国陆海空三军都介入参与，国外则有英国和加拿大进行配合。通过美军生物战实验可以看到，中国、苏联、越南是当时美国生物战假想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小规模地使用了橙剂等生化武器。除了在模拟越南环境的森林里进行了数百次实验外，“112项目”的另一重点是在海上，至少有13艘军舰和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了参与，夏威夷及其以西的海岛、日本的冲绳都是重要的试验场，美军在西太平洋生物战实验的情况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为了模拟苏联的环境，阿拉斯加也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实验。数万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军士兵操作生化武器，美国国防部借此观察其生化武器对自然环境及人的影响，而美军士兵也变相成了实验对象。在冲绳，美军进行了一系列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如毁灭敌人的食物如大米等。1961年，美军在冲绳进行了稻瘟病试验，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真菌能毁掉一整片稻田。

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上台后，曾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限制和压制。1963年10月，美国军备控制盒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向肯尼迪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查，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同意，威廉·福斯特随后于11月12日提出成立一个跨机构的生化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仅仅10天后，正当一个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控制和削减的最高组织呼之欲出时，肯尼迪遇刺身亡，两个小时后，约翰逊成为总统。此后威廉·福斯特的计划被全面压制，在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得以强化和扩大，其进攻性更强。

在此期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不断扩展了传统生物武器使用病毒和细菌的范围。美国纽约WBA1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曾舍恩曼指出，长久以来，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其生物武器。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病毒被改造，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从家畜到人都是攻击目标。美国曾经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

至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日益成熟，美国陆军表示，它已经具备用生物武器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能力，相关障碍（如产生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已经被克服，而在政策上也没有任何束缚。但是，美国总统从未正式下达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命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拥有强大的生物武器力量。因此美军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使用，必然是在秘密战争情况下进行。

实际上，美国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项目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就连规模巨大的“112项目”，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否认其存在。由于众多证据的曝光，尤其是受害军人的不断维权和揭露，美国再也压不住了，不得不进行舆论引导工作。2000年，美国国防部终于承认让自己的军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试验，并声称设计这个项目是为了让美国制定更好的计划以应对美军可能遭到的进攻。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美国的“112项目”显然是典型的以进攻为主要目的的生物武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