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吴敬琏妄图把改革引向私有化的面纱

三、《议程》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

《议程》既然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排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西化”改革目标，也就必然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深刻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对于坚持马列主义理论自信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场伟大改革实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议程》却完全相反，运用它的一套逻辑，向人们灌输，要进行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就不能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让我们先看《议程》颇为迷惑人的逻辑推理。《议程》抓住新中国1978年以前经济体制受到过苏联经济体制影响这个历史事实作为前提，以逐层分析因果联系的方法，深入推理，得出中国要否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来自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结论：

——说“从1956年开始，中国成为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3]40。“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整个社会已经组织成为一个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大公司（‘国家辛迪加’）” [3]183。

——说由此而来的“中国现行体制是从列宁的国家辛迪加（stetesyndigate,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3]7。这是因为在苏联时代，“斯大林充分运用专政国家的强制力量”，“使列宁的‘国家辛迪加’由理论模式变成现实的制度”[3]25，“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制+计划经济’的公式统治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半个世纪”[3]26，这影响到中国。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也仍然没有摆脱列宁的影响，“中国试图在改革中建立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它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或者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者所说的‘党政一体化的大公司’” [3]244。

——说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又来自马克思建立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大工厂模式”[3]20。“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将演变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预言也没有实现” [3]22，为什么？因为这种模式具有“理想主义倾向”[3]25。

可见，《议程》的逻辑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自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来自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式工厂模式，而列宁的模式又来自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改革的目标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如果不摆脱导致人类社会出现计划经济的马克思主义，就达不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目的。

如果《议程》说的真有道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就真的不能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了！这种逻辑分析着实影响了不少人，目前经济理论“西化”和经济改革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严重，不能不说与这种理论逻辑有关。

再看《议程》强加给马克思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议程》的上述逻辑推理能否站住脚，关键在于马克思究竟是否提出了这种“模式”。回答是断然否定的[8]。经济学界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详细批驳[⑤]。笔者也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发言时，公开论证马克思绝没有提出把企业管理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所谓“社会大工厂模式”，要点如下。

其一，《议程》为了证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所引用的几段语录[⑥]，都不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义,而是《议程》作者自己加给马克思的思想。

其二，马克思作为发现并首先系统阐释唯物史观的人，只会从对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指明社会未来的发展必然趋势，而绝不会对未来社会的状态提出所谓具体“模式”。

其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集中走向极限的假设，这是以客观规律为前提的，但是并没有说走到极限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也没有说资本集中是社会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唯一趋势，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会导致两种并行的经济发展态势，一是资本集中和积聚，一是私人资本的家族内部“分产”和“旧资本的分裂”。前一态势与后一态势是“交错在一起”的[9]。

其四，马克思为了同商品生产社会作对比，指出自由人联合体经济的生产方式将会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时间，同时指出，任何协作生产都像交响乐演奏那样应有集中的指挥。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生产集中指挥是单个企业内计划管理方式在全社会的扩大化。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论证了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与单个资本运动有着重大差别。首先，社会总资本运动要求社会总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产品与消费资料产品）的构成，必须与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的构成相互对应，符合Ⅰ（v +m）=Ⅱc这种基本比例关系的要求。而单个企业的资本运动则没有这种要求。

其次，社会总资本运动就全社会对产品的消费而言，既包括投入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消费，又同时包括人们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而单个资本运动作为独立价值的自行增值的运动，是不包括个人消费的。再次，社会总资本的流通，既包括资本流通，又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而在单个资本流通中，不包括离开资本增值的独立的一般商品流通。

所以，马克思坚信未来社会一定要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但是绝不会像《议程》所说的那样，这种计划管理是把企业经济管理方式放大到全社会经济管理的“社会大工厂模式”。

因此，《议程》所谓的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社会大工厂模式”，完全是自己想象的伪命题。至于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是毕竟取得了伟大成就，绝对否定它们，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而这些成就的必然性，就在它们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有关论述存在内在联系，它们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发展趋势，是无懈可击的。抓住在实践中的具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的缺陷，从根本上否定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要求的本质上的计划经济，这历来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手段之一，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可见，《议程》所谓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四、《议程》的理论来源

《议程》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既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另立一套指导思想。只要稍加用心，就可以看出，《议程》提出的改革指导思想，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那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后来倒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谓改革家的理论，兹梳理如下。

第一，搬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议程》说，“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现代经济学”就是“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3]243。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学研究并反映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不能不具有阶级性。《议程》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但不是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经济学，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议程》搬用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鼓吹私有制优越、反对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10]。《议程》推崇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被称为社会主义同情者”兰格的批评[3]27，赞同当时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苏联式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关于“计划经济难以建立有效率的信息机制”的“透彻批评”[3]29，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起有效的激励机制”，“缺陷是无法弥补的”[3]30，说“现代经济学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私用产品，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⑦]” [3]243。它推崇弗里德曼的观点，“仅仅利用市场和实现私有化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公开的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3]131。必须指出，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议程》不但搬用新自由主义论证它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改革主张，而且还搬用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欣赏“被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货币问题大师的托宾”的理论[3]220，搬用西方发展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问题[3]260。《议程》对凯恩斯主义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弊病不但不加批判，反而采取欣赏的态度，完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撇在一边。

第二，推崇前苏联东欧某些“西化”经济学家的改革理论。《议程》说，前苏联东欧20世纪60—80年代进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到80年代就不再风光，转而寻求“真正的市场”[3]5，因为“波兰改革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必然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未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看来只能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 [3]63-64。可见，《议程》所谓“真正的市场”，也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

《议程》认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作出的评论最为全面和深刻”[3]73，为什么深刻全面？因为科尔奈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保持了计划经济和国有制主导的基本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无法根治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染上的痼疾” [3]73。言下之意，消解国有经济，搞私有化；消除政府计划调控，才能根治体制弊病。

值得注意的是，《议程》十分推崇的科尔奈和布鲁斯，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都渗透新自由主义。不过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这些号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家”表达观点比较隐蔽而已。例如，布鲁斯说，“社会主义经理能够成功地担当企业家的角色吗？……社会主义经济主要缺乏的仍然是企业失败后承担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他不拿自己的资本冒险，这就使他像哈耶克很早以前强调的那样，极有可能在两方面犯错误，或者轻举妄动，或者过分谨慎”[11]，这种观点，实质上暴露了他的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说明他早在悄悄贩卖“私有化”的改革主张。科尔奈在苏联东欧时期，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实质上主张根本否定国有经济，只不过不敢明说而已。而到苏联东欧剧变前夕，他们就开始公开表达反社会主义立场了。布鲁斯公开主张搞“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科尔奈更为露骨，1990年，正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主持制定《500天计划》，搞私有化“改革”之时，科尔纳的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被译为俄语在莫斯科出版。他在这部书的“告苏联读者”中说：人类社会在15世纪末转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是第一条道路；苏联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国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命令经济这种统治的第二条道路”；现在的改革是走“离开斯大林体制，同时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第三条道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这种试验是不会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按第二条道路走了几十年的人们将会认同，“他们只有在长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条道路，才是正常的经济”[⑧]。这些事实意味着，《议程》推崇布鲁斯和科尔奈的改革思想，实质上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只能起误导中国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用。

第三，是重新捡起被列宁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理论。我们知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伯恩斯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议程》却把他搬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说“为了克服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化观念”“开启社会民主主义先河”[3]26，“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按照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改进社会”[3]26。“这些政党先后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转而主要采取税收、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实现基本的社会诉求”[3]27。可见，《议程》肯定“放弃了国有化”，十分赞同“私有制加政府财政再分配”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议程》还站在伯恩斯坦的立场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大卫（Edward David）和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质疑马克思的论断，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考茨基则捍卫马克思的观点” [3]90，“列宁肯定了考茨基的观点，所以苏联首先在农业中推行了集体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法，都建立起准国有的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当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农业都没有搞好，或者搞得很糟糕”[3]90-91。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08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80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大大超过了同期世界农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2]，这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分不开的。《议程》还用学术考证手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它说，“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有根本区别”[3]248，“被批评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等人反对这种‘一党专政’的思想，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卢森堡也反对”[3]248。《议程》把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对立起来，这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在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史上“加上的新内容”之一，指出“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3]。可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走向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之路。正是列宁和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至于《议程》赞同“反对一党专政”的观点，那只能证明它已堕落到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立场上了。

以上引述的《议程》所谓改革思想的主要来源或依据，实质都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范畴[14]。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固然有必要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批判的和有分析的借鉴态度。然而，《议程》却相反，弃“马”搬“西”。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论近代的和现代的，都具有不科学的通病，即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欺骗性和虚伪性[15]，用它们来指导中国改革，势必使改革南辕北辙。值得深思的是，布鲁斯、科尔奈等人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当时推进“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却在改革的喧嚣声中复辟了资本主义，他们对此是起了误导和推波助澜作用的，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布鲁斯、科尔奈都曾经以著名改革理论家的身份到中国访问过，对我国改革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绝不能像《议程》所论述的那样，至今仍在把他们当作改革经济学家来推崇，而必须对他们的“改革”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影响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五、《议程》对瓦解公有制经济的论证

《议程》既然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来指导中国改革，就必然打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幌子，主张通过私有化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该书为了瓦解公有制经济，实现私有化，做了多方面混淆是非的论证。

第一，论证国有经济必须消解。这是《议程》关于改革的核心论述，例如：

——把国有经济说成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腐败的源头。说国有经济产生了“‘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3]8，引用科尔奈的话说“官商勾结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3]74。其实，腐败的源头是私有制，事实表明，国有经济内部之所以出现腐败现象，是腐败者自身私有观念膨胀和内外私人资本对其以行贿等手段侵蚀的结果。

——把国有经济说成是作为改革对象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基础。说“国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基础”[3]94，“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3]157，这是“传统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计划经济下的产权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3]153，也就是要消解国有经济、消解公有制经济。不难看出，这些说法是以彻底否定苏联、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在概念上把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计划经济等同于存在弊病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混淆了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与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混淆了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根本制度。

——把国有经济说成没有效率的经济。说市场经济“能够引导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把怀有利己心的人引向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方向”“然而，市场交换的内容正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交换”[3]95，“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并不具有民营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无法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3]160-161，因此，要转向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国企私有化。不难看出，这种论证逻辑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利己经济人”作为基本前提，是完全带着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16]。《议程》作者根本否定公有制能在市场经济中生存，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

第二，论证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转向私有。《议程》说，“‘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把农民‘挖得太苦’”[3]77，“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成为一种普遍现象[3]81。《议程》借用某学者的话说“人民公社制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3]82，断言“集中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产生良好的生产率”，因为它与农业生产的特点不相适应[3]91。1956年、1959年和1960年初，农村出现过三次“包产到户”的要求，每次都受到“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和严厉的镇压”[3]83，“因为‘包产到户’属于私有性质。不能实行私有，这是毛泽东的底线”[3]84。到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选择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3]77，这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一种农业经营制度安排”[3]82，“农民开始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一是承包期内的土地使用权（‘田面权’）”，“二是私人财产所有权，主要由存款、私宅、家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构成”，“三是农民支配自己的人力资本的权利”[3]89，到2007年，“农村居民过上了温饱生活”[3]88。但是21世纪初，出现“三农问题”，为什么？《议程》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到位”[3]89，因为“土地承包制是一种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的条件下采取的变通办法”，“并不意味着恢复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制度”[3]92，因而“延缓了农民转化为市民以及农村现代化的进程”[3]92-93。然而，“耕者有其田”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它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不难看出，《议程》的上述论证，无非是要求我国的农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三，论证中国市场经济要以民营经济（即私营经济）为基础。《议程》的基本观点是，“事实表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的部分，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的是，民营经济有利于培育庞大的中等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3]165。其实，存在雇佣劳动的所谓“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中的所谓“中产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可见，《议程》主张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

第四，用经济改革史论证私有化具有必然性。《议程》为了增强说服力，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时间段来证明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949年至1956年。《议程》认为，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掌握着一切制高点（‘经济命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3]35；这种经济体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很快“实现了50年代上半期的繁荣”[3]36。须知，这一时期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要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村土地小私有制和手工业小私有制的经济成分，因此，《议程》实际上是想说，导致繁荣的原因是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成分起了主要作用。

——1957年至1977年。《议程》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形成公有制经济基础之后，导致“官僚主义实行，工商业的服务质量下降，国民经济难免陷入僵化和低效的境地”[3]41。于是1958年开始“行政性分权”的改革，计划经济变为“分权性命令经济” [3]50，这造成“大跃进”错误，此后，虽然多次搞“体制下放”改革，但是由于仍是“命令经济”，所以形成“‘放—乱—收—死’的怪圈”[3]56，“1957—1976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成功”[3]57。《议程》实际上想说的是，公有制基础的建立，导致中国经济走上“僵化和低效”不良之路。

——1978年至1991年。《议程》认为，1978年开始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国有企业改革[3]67,154，开始时有成绩，但是缺点很快显示出来，造成“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 [3]68，这使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得到确认[3]44,69。但是，“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改革失去了方向”[3]77，1983年的“‘承包制改革’只是昙花一现”[3]70，承包制企业出现“行为短期化、财务管理松弛等乱象”[3]71。20世纪的80年代，改革初期的“重点”“放在民营经济增量改革上”[3]4，“民营经济‘辅助作用’的发挥，促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3，然而“增量改革战略”使中国出现“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双规状态’”[3]122。这种“双规并存”体制“缺乏平等竞争的环境”，“造成了一种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制度环境”，产生“权钱交易”[3]124-125。1987年中共十三大“为私营经济发展开了绿灯”[3]103。《议程》认为，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问题正出在没有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行政性分权，造成市场割据、‘诸侯经济’；二是‘权利搅买卖’，形成寻租腐败的广大基础；三是软化预算约束，酿成财政亏空、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3]139从1991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复苏，“民营经济就是带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3]142。《议程》的上述意思无非是，只要公有制经济存在，“改革”就不会取得成果，而私营经济一旦发展起来，经济就走向健康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议程》认为，“市场制度的核心是价格制度”[3]6，围绕这个核心，“增量改革”转向“整体改革”[3]6。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3]157，“中国改革终于进入‘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进行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3]143。但是，“到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部门出现净亏损”[3]72,154。国企在放权让利上徘徊，但是“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它们所表现出来了的极大活力却令人瞩目”[3]72。可见，《议程》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成就完全归功于私营经济的发展。

——20世纪末。《议程》说，这时“‘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优势不再，原因可能主要是在它们成长起来以后，和国有企业相似的缺点就日益显现”[3]161,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类型的改革解决不了国有经济问题”[3]72。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3]160，开始了抓大放小的改革。“到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部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3]162。“总起来看，发生在本世纪之交的‘放小’改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改制以后的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全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很大活力的企业。同时，这些私有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也为在抗击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减少失业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3]163。“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3]23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议程》认为私有制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真正“推动力”和“主力”，因而竭力主张把私营经济作为中国的经济基础。

《议程》以上对中国改革史的论述，给读者造成一种明显的错觉，似乎改革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是绝对搞不好，所以是必须消解的。然而事实上，正是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新中国前30年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打下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承担了体制转换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其中包括不少工农群众以自己的“下岗”、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作为代价。相反，正是不少地方“私有化”错误的“改制”实践，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严重削弱，产生了两极分化、产能过剩和腐败屡禁不止等不良后果。应当说，《议程》把改革的成功归于私有化，而把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怪罪于公有制经济，这是一种黑白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