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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10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吴敬琏研究员总结了他自1995年以来﹐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对博士生宣讲﹐并在社会上传播的改革目标﹑战略和近年来对政治改革的“新认识”﹐纲举目张﹐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的“向往”。[1] 将吴敬琏的这本书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证着看﹐它们形成了一条证据链﹐证明吴敬琏的终极价值取向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要求彻底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普世价值”旗帜下，走向“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

在《教程》中﹐吴敬琏杜撰的“社会主义模式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的原则。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歪曲﹐杜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大工厂”“模式”﹑[3] 杜撰列宁“国家辛迪加”的“计划经济”“模式”﹑[4] 杜撰斯大林否定新经济政策后实行“国家辛迪加”“体制”。[5] 并且﹐把这些子虚乌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通通联成一气﹐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个角度﹐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领袖人物展开了历史性的大批判﹐并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吴敬琏无视一个早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6] 按照这个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运动中﹐从来就不存在吴敬琏杜撰的那些荒谬的﹑具有普适性的“模式”和“体制”。恩格斯曾就法国巴黎公社的创举指出﹐公社实行的经济措施﹐都是由具体环境中的实际需要所决定﹐这是社会主义运动“活的灵魂”。[7] 不仅如此。回顾历史﹐这也是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活的灵魂”。

被吴敬琏口头上尊为“先贤”的顾准也曾这样写道：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愿意让历史的运动去解决客观条件完全不同的各国的问题……。[8]】

但是，吴敬琏对顾准老师的这段话，显然是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屣了。缘由大概是，“吾爱老师，更爱普世价值、欧美模式”。

一切历史争论都服务于现实利益。吴敬琏批判他杜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模式”也是这样的。因为，有充分的文献资料显示，在吴敬琏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论”背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他开始全面歪曲中国“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向。而他的政策性建议则是：中国应当在“普世价值”旗帜下，全面建立私人自由企业制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欧美模式”。[9]

所以，对这种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且直接导向“欧美模式”选择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论”，有必要辩析、澄清，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一、吴敬琏杜撰马克思“‘社会大工厂’模式”

在《教程》开篇中，吴敬琏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10]“大工厂”！并且，将这个所谓的“大工厂”模式绝对化，横贯中西100多年。[11]他在《教程》中写道：

【他们认为（指马克思、恩格斯——引用者注），......完成了社会对极少数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剥夺，整个社会就成为一座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大工厂。在这种‘社会大工厂’式的经济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市场关系都将消亡。[12]】

接着，他自问自答，“这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是怎样组织起来并进行管理的呢？”简而言之，“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全社会规模的鲁滨逊”，生产资料公有，自觉进行联合劳动。往下，他开始批评马克思的这些想法脱离了历史在后来的发展，是空想。[13]

于是，刨根问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根子上就不对，如孔夫子所说，“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如此一来，不仅当时，而且后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空想到空想。

但是，这种所谓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大工厂’模式”，[14]完全是吴敬琏的杜撰。而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工厂”的公式，[15]更是无中生有，是强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头上的。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下，我们就进入历史的长廊，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面前，看看真理的本来面貌。

二、理论：社会主义没有先验的、统一的“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但没有“提出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16]的先验的教条。相反，他们一贯反对这样做，并认为，想要使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17]他们要求社会主义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8]

1881年1月6日斐•多•纽文胡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荷兰社会民主党打算在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一个问题”，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

这里，如果由吴敬琏执笔代表马克思来复信，答案肯定是这样的：你们“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建立“大工厂”！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19]就是指建设一个“社会大工厂”。[20]

但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回信中的内容，与吴敬琏修正后的“假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马克思在信中针对斐•多•纽文胡斯提出的“问题”明确地写道：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即上述问题——引者注）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21]】

这之后约两年时间，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贫困的物质生活，繁重的理论工作和紧张的战斗，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他晚年常被病痛折磨。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的—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22]

所以，晚年的马克思对斐•多•纽文胡斯上述的问题回答，可以看成是他对于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在这里，哪里有什么“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23]即“大工厂”模式一丝一毫的影子可寻？！

恩格斯意见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写道：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24]】

但是，除了这个基本原理，一旦有了成功的革命，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有没有一个“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呢？

如果我们再让吴敬琏来代表恩格斯回答问题，他还会振振有词地说，是的，当然有。比如，“大工厂”模式就可以仿效、复制。[25]

当然，实际情况仍然是完全相反。恩格斯认为，面对这种实践问题，如果要真正“符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那么，就应当像巴黎公社一样，他们采取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26]

1892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信中，还这样写道：

【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27]】

由此推理，既然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统一的形式”，那么，由吴敬琏杜撰的所谓具有先验性、普适性的社会主义“大工厂”模式又从何谈起？

1895年3月11日，晚年的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进一步在世界观的层面总结性地写道：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8]】

半年后，恩格斯逝世了。但他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关于如何学习、应用和评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最好的、最重要的学术遗言。在恩格斯富于实际精神的观点面前，吴敬琏的“大工厂论”又能够找到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工厂”模式的论据吗？！

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因时因地而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吴敬琏杜撰的“大工厂论”，就是企图把 “荒谬的”、“统一的形式”的大帽子扣在马克思、恩格斯头上，窒息科学社会主义“活的灵魂”，在源头上就矮化、丑化和否定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