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战争观的精髓

为永久和平而战：最高军事统帅的使命担当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面对国内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对和平时期外敌的骚扰破坏，始终具有不畏强暴、不惧强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使命担当。

毛泽东在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即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在这里，他既指明了对非正义战争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又提出了应对非正义战争的科学方法。

第一、在非正义战争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那么，怎样才能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呢？有哪些制约性力量能够阻止其爆发呢？我们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可以找到六种制约性力量能够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观点：

一是“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略思想。渴望和追求永久和平，是所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也是“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民意基础和终极目的。建立在“为永久和平而战”之上的全球战略，才是造福人类、光明世界的最伟大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必将产生极大的爆发力，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

二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国防体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泽东后来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了这种作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军民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搞的“军民融合”。只要我们建立起军民融合的国防体制，就会形成“无敌于天下”的伟大力量，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条件。

三是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还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他强调全国总动员的重要作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毛泽东所强调的就是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的官兵明确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明确他们是在为谁打仗。正是凭着我们党的政治动员力度和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为永久和平而战”，赢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美帝国主义领教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厉害，他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怕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就怕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化。”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就会因敌人惧怕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而不敢贸然发动侵略战争，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根本性制约力量。

四是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恩格斯曾经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讲过阻止战争爆发的情况。他说：“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事实证明，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确实能够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利器。

对于这一条，毛泽东没有讲到。为什么没有讲呢？是他没有想到吗？以毛泽东对战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应该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又难以强调这一点。据笔者的分析，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航空母舰、各类作战舰艇、潜水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装甲车、远射程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已经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拥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有一些美国援助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数量也很有限。在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而我们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强调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容易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士气，产生不适当的误解。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就是要弥补我军武器装备不足且很差的状况。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事实表明，我们确实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加坦克”。正如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所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

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原子弹还没有研制出来，顶尖武器的威慑力还没有展现出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很快就决定着手研制原子弹，就是基于核武器具有制约非正义战争爆发的利器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等国掌握了核武器研制技术，并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美国及其盟友就很难贸然发动针对这些国家的非正义战争，更难以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

五是“得道多助”的统一战线。中国古人曾经总结出一条带有规律性的深刻道理：叫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又说：“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压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由此形成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早在1936年7月，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一年、距西安事变还有5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时，就明确提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个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段论述说明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就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主张，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聚集起反法西斯主义的磅礴力量。

六是不失时机的外交斡旋。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外交工作。但在国内已经有了通过“斡旋”的方式，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经验。面对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采取兵谏的方式，扣押蒋介石，逼其放弃不抵抗政策，举全国之力一致对外、奋起抗日。他们的举动，骤然引起中国政坛的高度紧张，形成了“打与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新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场内战危机，毛泽东果断采取措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作为调停人从中斡旋，取得了成功，改变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过去十年“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外交斡旋对于化解战争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外交谈判在抑制战争、争取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39年8月，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之所以签署这个条约，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致受损；希特勒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客观上看，它至少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对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发表了肯定的意见。他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这个协定是在苏联同英法谈判破裂后，利用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同德国进行艰苦谈判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讲：“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 在将近两年以后的1941年6月，德国希特勒政府背信弃义，公然撕毁了这个协定，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式的全线进攻，拉开了苏德战争的序幕。我们从中清晰地看到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演变过程：外交谈判赢得了短暂的和平，而协议的撕毁则使和平迅速转化为战争。

“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略思想，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国防体制，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制度力量；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武装力量；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吓阻力量；“得道多助”的统一战线，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组织力量；不失时机的外交斡旋，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协商力量。只要我们将这六种力量组合起来，就会形成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成功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爆发。

第二、在非正义战争爆发后用战争反对战争。克劳塞维茨说过：“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也说过：你想消灭战争吗？“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所谓用战争反对战争，就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反法西斯同盟中，既有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从性质上说，显然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遭受法西斯侵略和蹂躏而奋起反抗斗争。从性质上说，就是在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帮凶--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从性质上说，就是在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一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二战为例，参与正义战争的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有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盟的疯狂进攻。毫无疑问，反法西斯同盟所进行的战争是争取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正义战争；法西斯联盟所进行的战争是把世界推向毁灭、阻碍人类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二战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反法西斯同盟正是用正义战争战胜了法西斯联盟的非正义战争。

二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争，都是反侵略战争。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和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理所当然地是反侵略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苏军民同仇敌忾，同德日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殊死战斗，苏联以牺牲2680万人、受伤3300万人；中国以牺牲1800万人、受伤1700万人的代价，赢得了这场空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

三是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在那个历史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处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下，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人民群众过着民不聊生、极为艰辛的日子。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毛泽东还指出：“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欧亚多国引发了革命战争，并使这些国家和人民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用革命战争战胜了反革命战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早已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所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