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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德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内容都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525 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学，才得以把一切唯心主义从最后的避难所赶出，对历史领域的全部传统观点作了彻底否定，因而，才有了新的唯物史观的确立。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和新的唯物史观，才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扬弃，才有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由此，才有了马克思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必修课，认真学好、用好。

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并且在不同时期都对此作出过创造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反复阅读与研究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以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他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重要文献，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学习笔记与谈话纪要，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作了富有创见的阐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带了一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培养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强烈欲望、良好学风与优良传统。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几十年过去，当今的情况怎么样呢？对此，笔者不先作结论，而只是想请读者看看以下的基本事实。

一、被颠覆的政治经济学

众所周知，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些是马克政治经济学，乃至其全部理论体系中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科学范畴，本应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该有的起码常识。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许多的朋友，包括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那些被称上“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对此却懂得不多，理解不深，甚至不甚了了。

生产一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对象”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2]18  因此，不论是以往的还是当今的经济学家在阐述自己的学说时，都必须对此作出说明。

那么，在我国学术界到底是如何解释这一经科学范畴呢？笔者利用现代网络工具对此作了搜索与查询，得到的结果是：所谓生产，就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活动，或是将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以制造产品的活动。”① 这里，把生产解释为一种“制造产品的活动”，粗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须知，这里所说的“产品”，不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那种具有一定物的形式的产品即物质产品，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产品”，即除了这种意义产品之外，还包括那些不具有物的形式的各种服务性劳动或劳务。对此，由我国著名学者夏征农与陈自立二位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海》（经济卷）对此作了注释。其中指出：所谓生产，“指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投入又称为生产要素，常见的有土地、劳动、资本和原材料等。产出指产品或劳务。”②　这就是当下我国学术界对生产一范畴所作的规定或理解。这种解释实际上只不过是把生产理解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提供效用的活动。

近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创始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先生认为，所谓生产，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然物的形态或结构，使之适合自身需要与欲望的某种效用的活动。他有一句名言说：“与其说人们在生产物质，不如说是在生产效用。”③　另外，当代全球赫赫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尔·萨缪尔森在其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是这样规定的。不过，他说得更具体，其中虽然没有讲到效用，但是他提到了各种形式的产品与服务。他指出：“现代经济拥有丰富多彩的生产活动。农场使用肥料、种子、土地和劳动，将它们变成小麦和玉米。现代工厂使用能源、材料、数控机床和劳动投入，生产出拖拉机、电视机或牙膏。航空公司使用飞机、燃油、劳动，以及由计算机网络控制的订票系统，向旅客提供从国家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的快捷的旅行服务。会计事务所使用铅笔、计算机、纸张、写字楼，还有劳动，为客户提供审计或纳税审报等各项服务。”④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最权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生产一范畴的解释。上述可见，我国学术界对生产一范畴的理解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规定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不过，笔者认为，不论是我国学术界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产一范畴的理解都是欠妥的，是背离马克思的科学原理的。

第一，它们不把生产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把它理解为提供效用的活动。虽然它们其中也涉及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但是由于它们也把各种非物质资料形式的服务囊括其中，所以，它们所说的“生产”实际上不过是提供效用的各种活动而已。笔者认为，这般理解生产是欠妥的。因为如此一来，就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给混淆了，进而也把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庸俗的效用价值理论给混淆了。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范畴主要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首先指出，“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后来，他觉得这样规定“生产劳动”有些偏颇，于是又补充了一点，即生产劳动还是生产物质产品或商品的劳动。这样综合起来，斯密的所谓“生产劳动”就是那种既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又能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相应的，那种与此相反的，就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斯密的意见，将他关于“生产劳动”的二重规定作了调整，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作了新的规定。即“生产劳动”就是那种既能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可见，他把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作为“生产劳动”的第一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3]205 他又指出：这是我从“物质资料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3]556 马克思这里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也是他关于“生产劳动”的最一般或之第一的规定，因为在这一规定之外还有另外的规定，即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而“非生产劳动”则是那种性质与之相反的劳动。具体说，就是那种既不生产物质资料、也不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其物质规定性总是之第一的或最基本的规定。

我们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不仅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当作生产，而且还把那种只提供服务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当作生产，这在理论上除了造成“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混淆之外，还会导致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的效用价值论的混淆。

众所周知，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即本质属性。所谓价值，无非是凝结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或活的一般人类的抽象劳动。这表明，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即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服务部门尽管也有劳动耗费，但是由于它们不生产物质资料，因而是非生产的，其所花费的劳动不能物化，不可凝结，所以，它不创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而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则认为，不论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还是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提供了效用，满足了人类的某种欲望与需求，并且也得到了价值实现。这就是那个人所共知的效用价值理论，这是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全不同、根本对立的。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那个比这个更庸俗的要素价值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效用是由所有生产要素共同提供的，所以，价值也是全部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这样一来，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就被彻底排除了，否定了。

这样两个混淆除了理论上的荒谬外，还给我们现实生活带来了许多混乱。首先，最突出的就是“生产劳动”的泛化，即把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旅游与商业（其中为商品价值实现服务的部分）、科研与教育、体育与卫生、文化与艺术、银行与保险等部门的劳动都变成了“生产劳动”，使它们的服务也变成了产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形成了一种嗜好或时尚，习惯于把一些非产品的东西称作产品。如旅游公司热衷于将旅游服务项目称作旅游产品，银行热衷于将自己的理财项目称作理财产品，保险公司热衷于将自己的保险服务项目称作保险产品，甚至更为奇葩的是那些专事诈骗的贼也热衷于把他们的骗术称作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如此等等，使人啼笑皆非。其结果，使一些本来不是产业的领域变成了“产业”或“产业化”。不仅如此，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大势炒作与推波助澜，最终还导致了我国非生产领域的活动普遍商业化、市场化，走上了惟利是图，甚至为富不仁、伤天害理的邪路，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公共事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另外，由于把各种形式的非生产部门变成了“产业部门”，于是也就扭曲了我国国民收入的真实水平。现在，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不再采用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而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所谓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核算方法，前者只计算当年国民经济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全部新价值（V+M）,而后者则除了（V+M）之外，还要加上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所转移过来的旧价值（C）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转移过来的部分价值（P）,甚至还会有大量在流通、消费领域转移过来的劳动者必要劳动的价值（V）。显然，这是一个偏离国民收入不知有多么远的数。这样，就使我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失去了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影响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计划与决策。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各地区、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个所谓的“生产劳动”之说应该是难辞其咎。

第二，它们所说的生产的最要命的一点在于他们丢掉了生产中生产关系生产这个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认为，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生产关系的生产，它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从来没有离开一定生产关系的所谓生产。众所周知，凡要进行生产，人们必须首先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创造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应的，每次生产的结果，使人们得到的不就是物质产品，而且还有人的生产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才保证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连续性与不断更新，才保证了社会生产方式、乃至整个社会机构的的正常运转与健康发展。相对而言，这比起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生产力增长，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如果不重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得再多，生产力发展再高也没用。因为这些最终都会成为异己的、他人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知强调多少遍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样如此重要的原理，我们现在的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一些被称得上“家”乃至“大家”的经济学人却懂得太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的一些朋友除了不懂生产之外，他们对生产力的理解也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即使有些了解，大多也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并不真正理解它的本质规定与发展规律。所谓生产力，自然就是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指导与保护下，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财富的一种能力。现在，人们认识生产力总是从它的构成要素方面作机械的理解，就只知道它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更或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管理+......）×科学技术等，如此而已。

笔者认为，对生产力不能只是当作一种静态的、孤立的东西来理解，而要或更要看到它还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的规定。比如，在协作与分工存在的条件下，除了存在一种个人的生产力之外，还会产生一种“集体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产生。就协作而言，马克思这样写道：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散展开的抵抗力 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 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 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3]362】

马克思认为，不仅协作出生产力，而且分工也出生产力，尤其是在高科技与大协作基础上的分工。他在《资本论》中对此曾做过深入分析，告诉人们：分工的好处首先是更有利于劳动者积累经验，使其劳动技艺更为娴熟、生产效率更高；其次，分工使劳动者的劳动或操作更加专业，可省去许多因操作、位置与工具的变换而节约大量时间，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密度；另外，分工在使劳动者更加专业化的同时也使生产工具更为专业化，其工作效能与效率得到更大提高。总之，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的主观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客观生产力，成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途径。

上述可见，对生产力的确不能作简单机械的理解，它不只是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更是一种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可升华、可加强的社会力量。在协作、分工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各要素在运动中可从社会方面获得巨大能量，比静止与孤立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并且还不费生产当事人的任何代价，这完全是社会对生产的一种无私的奉献与赏赐。

另外，生产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最活跃、最富生机的力量，它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固有规律。总的来说，不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生产力总是循着由落后到先进、由分散到集中、由小生产到大生产等这样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升华的方向发展的。因而，先进淘汰落后、集中取代分散、大生产战胜小生产总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总的趋势。除此之外，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能在自身的每一发展中能引起生产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调整、改进与完善，乃至变革，找到与之相匹配或相适应的社会形式，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与广阔前景。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许多朋友对于生产力的这些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他们讲发展生产力，只注重人财物方面量的投入，而不重视其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这其中，不是鼓励和支持技术先进、集中度高的大生产，而是笼而统之地一律鼓励、一概支持，甚至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搞逆淘汰，无限制地发展小私有经济，以为“小的才是最美好的”。于是乎，小厂、小店、小作坊、小门点铺天盖地，像汪洋大海一般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绝大、绝大的半壁江山。这种汪洋大海似的小私有经济，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呈逆向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早就被淘汰，并且每天都在淘汰中。然而，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却成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

同时，在经营与管理方面，又很少在人与物结合的社会方式、劳动的组织形式等有关人的相互关系方面下功夫，一味地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完全失去了中国特有的与社会主义的本色。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怎样理解生产关系，在学术界有“四环节说”与“三方面说”两种意见。⑤ 不论是“四环节说”，还是“三方面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始终是其中的核心或精髓，总是决定整个生产关系的根本前提，是事关劳动者生存与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从广义上理解，它就是生产关系自身，包含着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曾经指出：要“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4]180　其意就是如此。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它也包含有丰富的内涵。

⑴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有一个法律的认定，凡握有法定所有权的人对生产资料拥有实际的或终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的实际或终极所有权又可以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物质形式与货币形式这两种形式上。

⑵所有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为谁所有。在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往往并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而是把它转交给那些专门从事经营的人，这样，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就与它的法定所有者发生了分离。于是，所有权就派生出了一个经营权。

⑶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形式。所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社会方式，指的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谁的手中“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5]44 问题。这其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经营者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里所谓“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指的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在平等、自由、自主的条件下自觉地结合，还是在非平等、非自由与非自主的条件下通过强制或暴虐的方式实现的问题。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实践中的具体的与活的体现。

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经济实现，即产品的分配方式。产品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实现，因而分配是检验或衡量所有制是否真实存在的一把尺子。如果产品最终不归或是很少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那么，说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故，需要作出矫正。

上述诸点，都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最基本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对此却理解得非常肤浅、非常有限。

首先，他们只注重终极所有权或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忽视其实际经营权到底归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往往有大量这样的事情发生，如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其法定主体所有，并且其最终的经济实现也得到了落实，但是，生产资料经营权转让出去以后经营者究竟会作出些什么、给他人乃至社会带来些什么问题却无法预料、无法知晓。其实，不论是我们耳闻目睹的、还是各类媒体披露的大量违法犯罪的事情都是在生产资料经营权被转让出去以后发生的，如制毒贩毒、卖淫嫖娼、藏污消胀、聚众赌博等，不胜枚举。这说明，仅仅抓住终极所有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管好经营权。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都必须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其次，就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权也是多关注其价值形式，而忽视物质形式。在我们一些朋友的意识中，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价值形式较之其物质形式显得更重要或更有价值。比如，在我国理论界曾经盛极一时的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值”、“不求所有，但求所得”与“不求所有，但求所获”等种种奇谈怪论就是典型的例证。再比如，我们目前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又进一步变成了对国有资本与国有股权的管理。这些都是只看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价值形式而忽视了其物质形式的表现。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发生价值革命、货币贬值，或者遇上金融危机、市场恐慌，那么，再多的价值也买不来机器设备，形成不了生产线，变不成企业，进而也生产不出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这样，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由谁来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由谁来主导？不可想象！

另外，关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社会方式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很少考虑它，他们只考虑企业是否有人经营或谁来经营的问题，至于这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从来不过问，或极少过问，一味地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于是，在我们的许多企业出现了对劳动者高强度的剥削、奴役乃至暴虐等违法的情况，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

最后，产品分配问题。时下，人们谈分配只是就分配谈分配，从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以为分配与此无关。其实，这种认识大错特错。对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有过多次忠告与批评。他认为：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包括个人消费品在内，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事情，它直接决定于产品分配之前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 因而，“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6]23

马克思的这种忠告与批评似乎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好像他早就预料到在 100多年后还会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今天，我们真地碰到了分配上的大难题。分配问题本来只是我国改革中的一个局部性与阶段性的问题，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事关全局的跨世纪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都只是就分配谈分配，在一些非本质方面想办法、找出路，而回避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根本。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就会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生产关系不仅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而且还是一个不断运动的生命有机体。它会在物质资料生产持续更新的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自己，并且还为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准备条件。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如何评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并不仅仅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把尺子为标准，而是以比这具有更多内涵的尺子为标准。他在《资本论》中指出：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7]925-926】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可以说就是我们评价一切生产方式合理与否、进步与否的科学标准；在今天，也应当是我们衡量一切工作成功与否、得失如何的科学准则。否则，那就只能把人们引导到邪路上去，背离我们党的宗旨，背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如今出现的大量有关信仰缺失、诚信危机、官民矛盾、劳资冲突、两极分化、阶层固化、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社会乱象，无不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单方面追求生产力发展而忽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结果。

上述可见，生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如此简单、又如此重要的问题却很少能被人所理解，至于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那就更是一塌糊涂。如中央党校教授董德刚先生说：“劳动价值论也有缺陷。”还说：“由于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剩余价值理论也存在不足，”如此等等。⑥　事实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已经被颠覆，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