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贸易博弈，有四个基本问题，至今中国的舆论场仍然在争论中。第一个是，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二个是，中国“芯”为什么落后，从而使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三个是，中美贸易博弈的过程、范围以及对其走向的判断？第四个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有个科技日报总编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演讲涉及到的是第二个问题，他讲了中国“芯”落后的现状，但是他对落后原因的分析并不完整，对如何应对也基本没有提及。

我曾撰文论述企业战略、国家战略和指导思想这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芯”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主观原因。在本文中，我着重于客观原因，也就是说，即便战略得当，由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目前中国“芯”的落后也是必然的。改变这一态势，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科学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从经济学眼光看，科技是知识资本的一部分。全要素生产力就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规律是收益递减，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中国为什么高科技落后？道理很简单，因为存量太低，增量就上不去。

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以太论；18世纪牛顿提出了牛顿力学；19世纪麦克斯韦等人提出了电磁学电动力学。19世纪末，16岁的爱因斯坦发现牛顿力学和麦克斯威尔电磁学的内在矛盾，企图以笛卡尔的以太论进行研究。经过了20年的头脑实验，其间请他的数学家朋友帮助建立数学模型，先后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而英国的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观察证实了这一理论。

如果我们把相对论的提出看成是一次知识增量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发现电鱼，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关于物理学和电学的有关探讨，笛卡尔、牛顿、麦克斯伟，以及无数在相关学科进行了大量积累性研究的人，所有这些观察、探讨、实验室实验和头脑实验，构成了相对论得以诞生的知识存量。而那些在爱因斯坦不断写出论文和进行不断的讲演中，反对他、批驳他、和他辩论和与他探讨的那些人，他们的压力促使爱因斯坦一遍一遍的进行修改，以使他的理论不断完善。

支撑所有这些生活和活动的费用，构成了对相对论这一知识增量和支撑它的那些知识存量的投资。这一投资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它进行有效计算。

这还仅仅是这一投资的金融和物质方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相对论当然还有精神方面的投资、积累和增长。所有这些投资构成的知识的存量和增量，我们将其称为知识资本。

有关知识资本的投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存在于一切创新活动中。查爱迪生的词条，可以看到爱迪生是站在多少人的肩膀上。这一知识资本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谈到艺术灵感，他说艺术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个结论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任何有价值的思维活动，必须建立在前人大量的积累之上，还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的合理怀疑之上，也必须建立在自己大量艰苦的观察、分析、归纳这些符合逻辑基本规律的思维活动之上。

知识资本与经济学

最早提出知识是生产力，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人，应该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分工这种组织形式能大大提高生产率，并且详细论述了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三个因素。分工协作是企业家创造的一种组织管理方式，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

马克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是生产力的人。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分工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只有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预见到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20世纪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尽管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知识能提高生产率因此也能创造价值，但是他所开创的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与他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

严格的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应该被称为资本经济学，因为它所看重的只有资本。虽然经济学在开创时，知识资本就占据了头号地位，当代经济学界关于科技创新理论也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科学技术基本上被看成是经济的一种外生要素，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或者把自然资源并入资本，而形成资本和劳动两要素。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维布伦就指出，科学技术不应该是外部力量，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此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因。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

熊彼特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曾经担任过第二国际的经济顾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熊彼特的进一步研究，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从本源上说，是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它与主流的资本经济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冲突。

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内在冲突。在讲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是在照搬教条，而在讲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不过是想从富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已。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模型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经济三要素只能解释大约13%的增长，另外87%的增长不知从何而来，索洛认为这只能解释为科学技术或者范围更广的知识带来的增长，他把这个解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改变主流经济学更重视资本的格局。

经济学家丹尼森计算了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把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增长计算入知识后，知识提供了大约35%以上的增长。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等，也就是知识的作用比计算的结果更大。

即便有了这些计量上的进展，主流经济学仍然顽固地低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冲击，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世界潮流，经济学才开始勉强做出改变。

联合国于1979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大会，提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一个方向性问题。

里根总统上台后，组织讨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组建国家级芯片联盟，来对抗日本芯片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讨论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首先在于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促进工业的技术创新。据此，1987年初，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竞争计划，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经济学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把劳动这个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纳入生产要素中，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认为制度能构成生产要素，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把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识资本要素。

传统陈旧的但却是主流的“两要素”经济学，对投资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递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从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实际上存在着四个经济增长要素，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资本；第二个是物质资本，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自然资源和机器厂房等物化资本；第三个是人力资本，它包括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劳动的教育、培训、迁徙、询价等等成本；第四个是知识资本，它包括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内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这四个经济增长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要说明的是，至今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完整的要素结构，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整合到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中去。可见我们被教授和使用的经济学，是一种多么落后又片面的东西，依靠这样的经济学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引，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知识资本的投资特征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递减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少，机器厂房会磨损老化消耗，虚拟经济不产生任何真实价值，多余的金融资本会转化为无用的流动性，在从大蒜到房地产再到所谓互联网+的虚拟价格上飘来飘去，最终被金融危机所毁灭。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是在长期的积累和纠错中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的发展也总是建立在无数的前知识基础上的。

2014年英国研究机构“前沿经济学”应英国政府的企业、创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题目《科学与创新投资的回报率》的分析报告。报告总结了美国加州大学霍尔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欧盟(EC 2005)的研究数据，发现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0%，而它的社会溢出效益是这个回报率的2到3倍。该报告也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挤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会带动私营部门0.7美元的投入。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平均年直接回报率达30%，而社会回报率接近100%。这个数据实际上证实了索洛和丹尼森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数据，它再次说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被高估，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研究开发所带来的知识资本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原因就在于它是收入递增的。

这个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投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对私人投入起到了带领、引导和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科学技术中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它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产品投资都具有受益面宽广和回报周期较长等共同特点。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有过清晰的论述，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但没有发展这些论述，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做了许多无用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就，就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巨幅增长，实际上它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应该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增长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尖端研究和管理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知识资本的收益递增，使得知识资本的存量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只看增长量而不看总量，因为总量有许多是不断被消耗掉了，所谓坐吃山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知识资本存量对增量的基本作用无法忽视。当我们谈论知识资本这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观察知识资本的存量和增量。

基础研究和尖端研究缺少资本支撑，这里不多谈。要特别谈谈管理，尤其是制度这种知识资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