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也能接受最低生活保护 若没有亲属或熟人可以依赖，能够克服“老后破产”的就只有生活保护了。但如果有存款，就无法接受生活保护，此外，房产等不动产也是申请生活保护的一个障碍。很多老人养老金收入虽少，但却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因不愿放弃房子的想法太强烈而拒绝生活保护。曾经做过木匠的川西先生也不例外。 “这个家，是我亲手建的呀。”三十几岁的时候，作为木工师傅亲手建起来的家，至今都令他自豪。父亲病故后，川西先生一直跟母亲和弟弟在这里生活，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回忆。 像川西先生一样，很多老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在工作年代付出了很多辛苦才到手的。但因为家会被视为资产，即便收入很少也无法享受生活保护。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被迫变卖家产或土地，拿到钱后去购买必要的服务。 但这一原则正在逐渐松动。如果房屋已经老旧，或土地价格非常便宜，继续住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生活保护，但很多人却因不了解这一制度的例外而忍耐着。 “不想放弃自己的房子，所以享受不了生活保护。” 抱有这一误解的人，最好是去所在地政府的福利窗口咨询一下。实际上，若被认定为“财产价值很低”，也有可能无需放弃自己的家就能得到生活保护。特别是因医疗、护理服务等需要想接受生活保护的人，住在家里也可以以“医疗补助”或“护理补助”的形式，接受仅限于贴补医疗或护理费用的生活保护——这样的方式，有的地方政府也是认可的。“想在已经住惯的自己家里过世”——这是很多老人的愿望。或许，为兼顾这一愿望与制度性生活保护，在生活保护制度的运作层面，已经开始向时代的要求贴近。
对川西先生来说，亲手建起的家里倾注了对家人的爱，倾注了作为一名手艺人的自豪，已是不想放弃的“宝物”。川西先生的精心与执着遍布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川西先生修习木工始于15岁左右，即战后不久。跟着父亲学做工匠时，因东京大空袭，他出生长大的东京庶民区全被烧光了。在所有建筑都被烧毁、化为一片焦土的故乡，川西先生下决心要做一名木匠。父亲当时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今后，日本需要建更多更多的家，盖更多更多的楼。需要木匠的时代到来了。” 川西先生内心涌起的，是想为重建日本贡献力量的激动。刚入门的时候，东西莫辨，老挨骂。尽管如此，到25岁左右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也都掌握了，“虽不能独挡一面，但可以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了”。到了30岁以后，就有人来购买自己的手艺了，订单也慢慢多了起来。 作为木工师傅在工作中迈进不止的川西先生没有结婚。 “工作结束就跟伙伴们喝一杯，手工业者喜欢喝酒的人多嘛。那时候，身边总有人包围着，真的很开心啊……”就这样，在焚烧一空的地方，城市建起来了，战后复兴的大业完成了。这，就是今天的老人们的丰功伟业。川西先生也一样，50多年一直诚实劳动，交养老保险，也没借过什么大钱。可尽管如此，现在却天天为陷入“老后破产”那天的到来而恐惧，而不安。 拼命工作，竭尽全力活到今天的一个个普通人，没有得到回报。这，就是当今日本老人所遭遇的现实。
随节约而来的“矛盾” 山田宪吾先年逾65岁，也是一个人生活，住在川西先生家附近，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通过对山田先生的采访，我们留意到并不只是医疗费，老人家的各类负担都在加重。 山田先生告诉我们，退休前他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离婚后就在一所木制公寓独自生活了。山田先生身材高大，生得很魁梧，待人却意外地和蔼。跑着出租，还缴纳了社会养老金，所以月收入有12万日元左右。但他每月的房租要花去4万日元，就只能用剩下的8万日元来支付公共费用及生活费了。看来，山田先生也一样，只是活下去就很吃力了。 “按说，房租应该是4.5万日元，但以打扫共用楼梯为条件，让房东便宜了5000日元。”山田先生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木制公寓。门厅是共用的，在那里脱鞋上楼，各人的房间在楼上。他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负责打扫走廊和楼梯，房租才便宜了一点。 “5000日元，对我来说也是大钱嘛。”山田先生苦笑着说。走进山田先生的房间，先是一个3张榻榻米大小的厨房，再往里，是一个6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室，起居室是和室。房间内有洗手间，但没有洗澡间。 山田先生极力压缩伙食费。扣除房租后剩下的8万日元，再去掉公共费用和澡堂费等必要支出，手里就只剩3万日元了。 医疗费就从这3万日元里出。山田先生的心脏有老毛病，并且因腰腿有慢性关节痛还要去看矫形外科。这两个病，每月各去一次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山田先生还不到70岁，医疗费自费负担为“三成”，合到一起就近5000日元。
《无缘社会》 作者：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译者：高培明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3月 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 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 如果是75岁以上的老人，医疗费自费负担“一成”就可以了，但像山田先生这样65岁以上70岁不到的老人，就跟工作人口一样，要自费负担“三成”。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患有视野、视力等视觉功能衰退的疑难病症。这种病需要由专科医生检查，可找了相关诊所才知道，最近的诊所也在埼玉县的所沢市。 但是，他心脏、腰腿都不好，一个人坐电车、倒公交车地折腾又不放心。打的的话，往返要2万日元左右。只交通费就花2万日元，那立马就赤字了。因此，明知需要尽快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却又连医院都去不了，那就只能徒然蹉跎时间。 视力再坏下去，一个人生活都会有困难。还是在此之前接受生活保护，去医院为上。乍看之下，像山田先生这样每月有12万日元养老金收入的人，是难以成为救助对象的。他自己也很难开口说“我想接受生活保护”。可实际上，能领到一定养老金的人，更会因不想接受生活保护致使病情加重，从而陷入“老后破产”。 换句话说，养老金金额极少等明显穷困的人更易与救济挂钩。因生活的严峻状况明显表面化，即便本人不说“帮帮我”，其穷困情状就是无声胜有声的“SOS”信号，并由此受到生活保护。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 但像川西先生、山田先生这样，拥有一定程度养老金的人，即便因生病等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逼入“老后破产”的状况，需要支援，但周围的人也难以觉察。或许，这才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缝隙中被忽略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既然不想求助，那就是他本人的责任，不用管”，而是由支援方主动觉察到的机制。或许，等我们成为老人时，这会成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制度。
《老后破产: 名为“长寿”的噩梦》 作者: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译者: 王军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7月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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