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经年满30岁，经受被债务所困的日子长达10年之久。
编者按：教育是否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卫报》作者在“The inescapable weight of my $100,000 student debt”一文中讨论了美国的高额学贷对毕业生带来的压抑困境。我们翻译此文，是想试讨论在国内大学升学率缓慢提升的将来，在国家财政力不从心之处，“贷款”是否也会成为阻碍阶层跨越的又一道天堑。
2008年万圣节，也即雷曼兄弟倒闭后的第六周，我的母亲从密歇根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父亲丢了他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伟世通（Visteon）销售部门的工作。两个月后，我的母亲也丢了她在特洛伊城的工作，这份工作位于距离底特律大约半小时车程的郊区。从那时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过得有些焦头烂额，众多麻烦事撞在一起简直失了控。到了来年6月份，我的父母仍旧找不到工作，就计划搬到纽约，因为我和姐姐都在那里求学。一个月后，我小时住的房子已经不能再做抵押贷款所用。
在历经数月的失业之后，我的母亲在纽约找到一份为儿童合唱团筹款的工作。2010年夏天，我完成了纽约大学的学业，得到了英国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也背负着10万美元的贷款，父亲是我的担保人。那时，我的父亲仍旧处于失业状态，而母亲被诊断患上一种恶性乳腺癌。虽然母亲一直坚持工作，但是雇主对于她必须在每周五接受化疗的事情表示出强烈不满。为了补上所缺工时，母亲每每在周一时候乘坐从布朗克斯出发的早班巴士——经过数月的动荡生活，我的父母在布朗克斯安定了下来——她想要在一大早就到达办公室。
2011年1月，大通银行全资拥有了我们在密歇根的房子。我们与这栋房子的最后一丝联系终结于一封来自房地产经纪人的邮件，经纪人曾经尝试卖掉这处房产却最终没有如愿，他在邮件中告知了父亲这一情况。当年5月，我与一家报社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自由合同（freelance contract），我拥有了一份全职工作，税后薪水约为每两周900美元。2011年9月，我的父母被认定为破产，10月份，由于文书工作的错误，他们的车在半夜被债权人收回。与此同时，我每月需要还大约1100美元的债务，我的债主是数家联邦和私人银行的借款，其中花旗银行为债主之首。
如今，我已经年满30岁，经受被债务所困的日子长达10年之久。我和我的家人为了实现财产的微妙平衡而精打细算每一笔钱，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而我只是美国所有学生借贷人中的一员，这4400万学生共欠了1.4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这一数据已经高的令人不可思议，却仍在持续增长，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而国会关于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立法尝试也失败了。于2017年5月提出的法案——其目的是撤销21世纪初破产法案中对于学生贷款部分的修改内容——依然在议会中停滞不前。尽管有相关证据表明学生贷款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危机，但是唯一有能力解决此问题的美国政府却拒绝承认其严重性。
可以说，我的债务由一连串不走运和一个从设计之初就失败的系统造成。我的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有滋有味的生活。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里，父亲谋得一份出租车的差事。当他们有了孩子，我的父亲也开启了自己在汽车行业的职业生涯，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却也从来没有什么额外计划，甚至连每年一次到默特尔海滩或是迈阿密这样的休假也想都不敢想。即使这样，家里的钱也刚刚够支付汽车贷款、房屋贷款和日常杂货等支出。我的姐姐和我都上着公立学校。任何花销都逃不过成本议题。我在高一的时候弄丢了自己的年鉴，结果又多花40美元买了新的：为此，我的母亲几近落泪。而那笔每年约为5万美元的大学学费支出，似乎是唯一一笔并不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还上这笔钱。”我的父母反复说道，如果我们无法立即偿还债务，也总有一家银行愿意办给我们贷款。即使是我的父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也会如此。与其他一些被表面善意实则是错误信息所误导的婴儿潮一代一样，我的父母虽然没有受过精英教育，却依旧相信上一所昂贵的学校并不是在浪费金钱，而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关键。即使是经历过困苦的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也继续相信这则谎言，所以我们继续花着银行不间断贷给我们的钱。
在过去十年间，我将大量时间花在偿还贷款上面。这是谁的过错？鼓励我去一所他们负担不起的学校的忠诚父母？那些本不应该借钱的银行，他们不停利用着像我这样的家庭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消失之后他们就会迅速转而剥削我们？或是错在我身上，因为我没有远见地意识到花20万美元上一所学校就是一个错误，在学校里我为了获得学位，还写了一本关于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比单单指责更为重要。发生在美国整整一代人身上的基础神话是对于教育是无价的错误承诺——它的价值高于或是远远超过其成本。大学不是一种权利或者特权，而是一条避无可避的通向充满意义的成年道路。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17岁上大学期间所做的决定就远离了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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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尘埃落定之后，我的家人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不可能的境地之中：我们理应支付的贷款已经多于我们能够支付的额度。因此，我们写信投给花旗银行位于南达科他州苏瀑市的信箱寻求帮助，不过一切消息仿若石沉大海，令人怀疑这封信一直待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我们逐渐将花旗银行视为面目可憎却又令我们又敬又怕的摩洛神。这些信件逐渐汇在一起成为父亲的日记，进而成为一种将个人痛苦存封起来的形式。父亲在其中一封名为“亲爱的花旗”的信中提出一种更为长期的执行计划，我们每月只需支付较低贷款。他交代了花在我母亲身上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以及大通银行赎回房子迫使家庭破产的境况，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实在令我们无法确保能够按时偿还学生贷款。在这封信的最后，父亲写道，我们并不是在请求救济或宽恕，而只是想向其偿还这个家庭刚好能够负担的数目。“这是保障我们按时还贷的一次请求，”他写道，却不知该希翼谁能读到。
无奈之下，2012年初，我的父亲开始写信给国会议员约瑟夫·克罗利，他是我父母所搬迁至布朗克斯区的代表。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看了一部于几个月前上映的电影《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其是一部由HBO制作的有关金融危机的电影。（我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所有资产，但是他们仍然在订阅HBO。对他们而言，HBO不仅代表着看电视电影，而且是某种已经丧失的地位的象征。）
无论如何，经济危机已经过去，那些没有受其烦扰的人已经从这些历史记忆中获利。那些有关经济危机的电影情节经常发生在光鲜亮丽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办公室里，名人们则会对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进行同情地描述。举例来说，扎克瑞·昆图在2011年上映的《商海通牒》电影中扮演一名富有正义感的风险分析师，他发现自己的雇主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些电影所描绘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人通常需要对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担负责任，然而实际上却几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滥用了像我父母这般需要偿还超出自己负担的还贷之人的不幸，但是这些不幸之人的身影却极少在这类电影中出现。
父亲在写给克罗利的信中将他和母亲描述为“整个金融事件中的典型人物”，即指那些在报纸的描述中过得很好但在实际中却无法避免自身没落的美国人。在向克罗利写信期间，父亲终于又得到了一份工作，此时距离其失业已经有两年之久，且新工作得到的薪酬更少。在亲身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怀疑一切是否会得到好转。“我们已经60多岁了，我想等我们都70多岁时生活估计又会再次陷入窘境。”父亲写道。
克罗利的办公室给了答复。这大概是两年来第一次有人对我们的写信做出了鼓励式的回复。克罗利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其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与花旗集团的政府联络部门取得联络，讨论不同支付计划方案的可行性。按照原定方案，我们每月需要向花旗银行偿还800多美元的贷款，而我们则想延长偿还贷款的期限，以每月400美元的还贷计划进行。这些要求言辞没有任何过分之处，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复却像是来自于自动程序一般：“我们没有管理权限，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每一位公司代表都重复这句话。而令这些回环往复更加荒谬的是花旗银行正在退出学生贷款市场，其将债务过渡到发现金融服务公司（Discover Financial）那里，而新公司也给了我同样的回复。我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除了拿到他们的相关数据。但是他们却完全掌控了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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