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6年前后，网上就有媒体将某些互联网企业称为“互联网寡头”，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提法，并不具有十分严谨的学术意义。但十几年后，这些互联网企业的确是在朝着寡头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了。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严重威胁到国有企业对于新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严重威胁国家基本安全，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及时警醒和深刻反思。
01、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与问题的提出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曾经群星闪耀。但近几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有关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话题，渐渐地集中在少数十几个、甚至几个企业、几个人的身上，以往大多数互联网企业和人物渐渐淡出了话题的中心，有的甚至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出现了垄断。那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私人资本的垄断?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互联网国企?国有企业应当在互联网经济领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中国应该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什么?我们该如何破解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这样的时代难题?这一系列问题等待着我们的思考和回答。
（一）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国民经济命脉
国民经济命脉是指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部门、企业和资源，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国家发展的支柱产业、具有时代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行业等等。国民经济命脉的范围比较稳定，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种客观情况的变化，不同行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也在发生着变化。
互联网经济作为基于先进生产力标志——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国民经济命脉。首先，互联网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设施，互联网经济也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性部门。互联网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种技术性工具。但是，近十年来这种互联网工具论的观点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客观现实情况了。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兵说：“当互联网成为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时候，再简单将其看作技术就是非常低的看待了”［2］。如果说本世纪初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安装期，那么现在十几年过去，这项基础设施已经开始投入使用并发挥出巨大效益了。新的基础设施必然拥有旧的基础设施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在新基础设施之上产生的新经济必然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命脉。仅从近年电商业发展的成就便可以看出，如今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商品生产部门都要依赖互联网经济达到价值实现，互联网零售业已经成为许多国民经济商品生产部门通向市场的咽喉要道，可见互联网经济的重要性。其次，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新体现。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互联网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开拓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引领着全新的创造方向，投射着立体的文化影响，谁跃上了互联网经济的新高度，谁就将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因此，互联网经济成为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3］再次，各种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关系百姓民生的新业态。近几年来，互联网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百姓民生领域。购物、餐饮、娱乐、金融、就医、出行和各种交易、事务办理等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新业态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一个接一个兴起，不断刷新着百姓生活的方式与观念。可见，这是一个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时代，互联网可以“+”一切，一切都必须“+”互联网，互联网经济几乎渗入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之中，它不但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命脉，而且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民经济命脉之一。
（二）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寡头化
近年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出现明显的私人资本寡头化。一方面，将目前中国一些互联网私人资本称为“互联网寡头”的确有点言过其实。所谓“寡头”，要既能控制国民经济脉，又能控制国家政权，中国的互联网私人资本显然还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个别中国互联网私人资本确实已经寡头化。本文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个别互联网私人资本获得垄断地位，并开始积极向金融领域扩展。非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业相结合，是资本从垄断走向寡头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切私人资本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中国互联网大企业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涉足金融业，但那时互联网金融服务还难以独立发展，只是作为其基本产业的配套需要而存在的。但近几年来，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除了积极开发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大力聚拢民间金融资源，还把目光投向了国有金融企业，不断寻求植入国有大银行的机会。第二，占据垄断地位的一些互联网私人资本在境内外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不断结盟，行业垄断壁垒逐渐形成并愈益加高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的最主要经济资源就是流量、入口和数据。谁掌握了这些资源，谁就掌握了互联网经济。近年来，互联网经济领域创新创业如火如荼,关于互联网经济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但2015年合并浪潮席卷中国互联网经济，很多创新的互联网经济体刚刚崭露头角就被迫与大企业“合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国内成熟的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少，互联网经济资源越来越集中，消费者在互联网经济中的消费价格不断提升，同行间的竞争也逐渐趋冷，中小创业者如不选择依附于某巨头，便要面临作为其敌人被吃掉的风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只要稍稍关注一下互联网企业背后的资本力量，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表面上正在进行激烈争夺的互联网企业，背后的投资人都是同一个基金联盟或者根本就是一家基金公司。这就不难理解，蓬勃创新和激烈竞争中之所以突然出现了合并的浪潮，是为了减少竞争对于资本利益的损害，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并与联合其实是境内外私人资本力量推动的结果。可见，在中国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实际上是境内外私人资本的纵横捭阖。当资本不但能够操控企业，而且已经能越出企业的范围，联合起来控制市场竞争的发展，不用寡头化来解释就真的说不通了。第三，一些互联网企业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委婉而频繁地提出政治诉求。从这些年互联网企业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来看，一些人通过注资媒体、影响舆论或在物质上支持某些社会思潮的宣传而影响中国改革的走向，实际上是积极参与了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一些人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为自己争取政治身份；一些人积极组织社会团体、积聚人脉，通过举办论坛和演讲、资助学者、甚至开办学校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等等，这一切已经是表达出比较独立的政治取向。虽然离控制国家政权还很远，但其政治倾向和政治诉求已经基本上表达了出来。综合以上分析，可见现阶段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正在通过行业垄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通过合并与联合形成垄断同盟，通过参与意识形态斗争影响国家政治方向，虽然尚未成为“寡头”，但的确正在寡头化。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两点认识：一是只要中国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互联网寡头就不可能最终形成；二是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的步伐也不可能自动停止。
（三）中国互联网经济将向何处去?
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寡头化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是新世纪以来人民智慧和劳动的体现，也印证了中国党和政府为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而付出的努力。有人说，中国互联网经济如今的成就主要源自于优秀互联网企业家的贡献。我们不否认互联网企业家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是有贡献的。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如果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有利机遇，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有利环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大好平台，如果没有广大互联网经济领域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家也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目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神化互联网企业家的风潮，无限抬高互联网企业家的个人创造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限突出个人奋斗的价值，同时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机遇、对党和国家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有效工作、对广大劳动者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的辛勤付出闭口不提，这实际上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社会意识，应当及时纠正。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私人资本能做大到如此程度，和国有企业长期不关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不认识互联网经济的新国民经济命脉地位和不重视提升自身互联网经济控制力不无关系。国有企业不是一般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中负有引导、保障和控制的责任，应当时刻关注国民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特别要将新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等一切可能影响到国民经济安全的因素都纳入到可控范围之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我们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鼓励其发展，但是决不允许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资源主要地掌握在少数几个私人大资本的手中，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些资本有很大的比例来自境外，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安全和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中国互联网经济将向何处去? 这是我们发展互联网经济时应当思考的首重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多亿中国人民”［4］，这应当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互联网经济发展划定了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也为国有企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发展任务。
0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种所有制间的生产力竞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性质上的不同使其必然产生竞争，竞争的根本内容就是看哪一种所有制更有能力容纳和促进生产力，我们姑且将这种竞争称之为“各所有制间的生产力竞争”（以下简称“生产力竞争”）。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稳定不变
尽管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私有制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非公有制生产关系都还具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空间，必然产生一个“生产力容纳在哪一种生产关系之下并得到促进”的问题。在这样的特定阶段上，由于容纳和促进生产力能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各种利益群体必然奋力争取，从一个侧面来看，就是在各种所有制之间发生了针对生产力的竞争。如果公有制不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就会在生产力竞争中遭遇失败，从而不但有可能失去主体地位，甚至还有可能被从社会上淘汰出去。有人认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在我国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制度做保障，便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不对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的应然状况所作的静态描述，是一种原则要求而不是客观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制度规定的应然状况既不可能天然形成，也不可能在形成以后永固不变，需要人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争取和维护；如果在生产力竞争中失利，那么即便是制度规定得再多再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凭空实现。
（二）公有制能否一直在生产力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生产力竞争实质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公有制经济在生产力竞争中的成败从根本上关系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力竞争主要发生在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两种所有制之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 “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依附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成分的”［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中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经济也不具有独立、明确的社会发展取向，也不具有在现有状况下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就必然发生在两个具有独立性的经济成分即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即私人资本（既包括民族的、也包括外资的）之间。其次，国有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来保持相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是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其消灭，而是要在竞争中一直保持绝对的优势。这是因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不但一时还不能消灭，而且还要给予其一定的鼓励和发展，必要时还应提供一些有利的发展条件；但由于其具有独立的、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致的制度选择倾向，因此，必须要以强大的国有经济对其进行引导、控制和防范，化解在利用其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的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风险。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在竞争中虽然不放弃制度力量的保障，但还是要以市场竞争为主。这是因为，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具有最终决定性作用，而制度则是对某一状态的人为固定，具有人为保障性作用。相比之下，生产力是更为基础的因素。生产力竞争，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两种所有制谁容纳和促进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制度是静态的，生产力是动态的，对于两种所有制来说，制度保障只能保证度过一时的困难，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支撑长久的优势。这种容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必须要在真实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竞争中的国有经济虽有制度保障，却不能指望制度保障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市场主体、依据市场法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展开真实的市场竞争，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一直保持优势地位，才能真正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三）国有经济在新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领域里必须具备高度敏感的竞争意识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生产力竞争中，国有经济并不是以所有非公有制经济而只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对手。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应当特别关注这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动态，关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优劣对比、力量消长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国有经济也不是要与私人资本展开全面的竞争，而是要把竞争精力主要地放在关系国计民生重大利益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之中。在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竞争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国有经济相比私人资本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根本不用考虑竞争的问题，只要考虑给私人资本释放多少发展空间即可；甚至有人认为，国有经济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均，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应当削弱国有经济以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这种认识既幼稚又危险。因为这种认识片面强调国有经济的强大，非常容易造成国有经济在生产力竞争中敏感意识弱化，带来主观上的竞争风险。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在经济领域，最为主要的矛盾就是两种所有制间的矛盾。表面上看，国有经济的地位要远高于私人资本，但事实上，二者地位的高低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我国自社会主义改造至今，一直保持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固然有制度上的因素，但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有经济在现实中更加有效地容纳和促进了生产力。一旦国有经济在容纳和促进生产力方面有所松懈，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那么，在生产力竞争中，国有经济究竟应当在哪些方面提高敏感意识以化解竞争风险呢？本文认为，一方面，国有经济应当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发展动态保持高度敏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伴随一些新技术引起的新经济、新行业和新领域的兴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国有经济应当严密关注每一次新技术进步的动态，掌握其产生、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化的过程和结果，了解因科技进步而催生的新兴行业领域及其发展动态，预测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空间，制定领导新兴行业领域并促其发展的可行规划，从而始终保证自己能将先进生产力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应当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新兴行业领域总是带来巨大机遇，但也同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新兴行业领域可能带来的风险，是国有经济进行生产力竞争的又一主要内容。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开启，我们这个时代的安全问题也变得空前复杂起来。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指出：“当今世界，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7］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是经济领域的人民军队，当然要对新兴行业领域所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保持高度敏，并为化解经济安全风险时刻做好充分准备。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能不能一直保持正确方向，从根本上要看国有经济能否在生产力竞争中一直保持绝对优势；而国有经济能否保一直保持绝对优势，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更重要地取决于自己是否具有高度敏感的竞争意识、高度负责的竞争态度和高度领先的竞争能力。这些主观条件不可能天然形成或被谁人赋予，只能靠自己去努力锻造。同时，还必须清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激烈的生产力竞争中，只要国有经济稍稍落后，必然是竞争对手的高歌猛进；而竞争对手的高歌猛进，必然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威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