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很可能以捍卫民主和人权为幌子，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进而支持台湾D立。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台湾不D不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不全对。不D不统只符合美国的中短期利益。而台湾D立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的世界战略是一极D大，称霸世界。作为横跨两大洋的大国，太平洋地区是其重点。如果美国长期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国在台湾既不能驻军，又不能建立军事基地，台湾作为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台湾作为一个孤悬海外、资源不足、又紧靠大陆的小岛，一旦D立是无法抵抗强大的军事、经济压力的。其结果必然是投向美国，甚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也就是说台湾不可能有真正的D立，而这正中美国的下怀。一旦台湾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则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长江三角洲、闽、浙、粤的沿海地区尽在其强大压力之下。几十年建设的坛坛罐罐大都摆在那，一旦不测，很难承受。可以说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最佳战略基地。因此从长远看美国必然支持台D，甚至不惜与我一战。2002年3月9日《洛杉矶时报》报道了美国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开列出7个潜在的核打击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同时制定三种情况下动用核武器的应急计划，其中第三种情况是：应对出人意料的军事态势的发展。其中谈到中国时，明确指为台湾问题。由此可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中国人民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那么面对这样的前景，必须有和平与非和平两手准备，也必然要为两种准备耗费大量资源（和平手段也要耗费资源，近20年来，大陆对台贸易长期保持大量逆差，就是付出的代价）。这必然对跨越初级阶段带来长期的严重的影响。
第四，敌对势力力争使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整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基本上是“原装货”。这些思想的传播者、鼓吹者的数量、能量、影响力有限，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90年代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人员大量归国及国内“新生代”的崛起，这些人在国内人文社科界的影响力日增，而且逐渐使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本土化，开始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同时西方国家也正在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加速这个进程。如2002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曾披露，美国哈佛大学授权其儒学研究会与现代SNP创作中心联合举办“哈佛小说写作笔会”，资助所谓有发展前景的中国作家的文学写作活动。西方国家正在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开展类似的工作。
这里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一是指西方意识形态叙述方式的本土化。而这种本土化又以话语中性化为特点。现在一些关键性话语表面是中性的，但实际是颠覆性的。二是指西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化、人格化，即形成一个叙述主体。在敌对势力的财力支持下这个主体逐渐掌握叙述主导权，形成事实上的话语霸权。
应当指出一旦西方意识形态本土化全面形成，就意味着国家话语主导权的丧失，而一旦话语主导权丧失，就离政权丧失不远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就是鲜明的例证。西方称之为“天鹅绒式”的革命仅是现象形态的描述。我国一位学者将其称为“话语革命”更为贴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时代变了，读书人同样可以乱天下。过去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苏东的秀才造反不是一蹴而就吗？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在我国这样一个对现代文化形态演变的作用了解不多的国度中，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而西方人却深谙其味，君不见上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人士从东欧国家人们之间不再互称同志，就预言过东欧社会主义的命运吗？
以上几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将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外部制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成本将会提高，风险将加大。
四、几点思考
第一、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史看，建国后前三十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主要采取“遏制”战略。即从外部围剿、干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并且确实产生了效果。自改革开放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外部“遏制”的基础上，对我国实行了“超越遏制”战略（它正式提出是198九年布什当选总统后，但事实上自中国打开国门后西方就开始对我国实施这一战略）。即把“和平演变”提到首要地位，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这种战略将对我国对外开放背景下的现代化建设产生长期的影响。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战略与遏制战略不同，后者主要起阻碍延缓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而“超越遏制”战略则是颠覆性的，苏东国家中箭落马就是明证！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不仅仅是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国际现代化标准的提高，长期的、严峻的外部制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有长期反制约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承不承认有外部制约。反“西化”、“分化”少见公开反对者，但具体讲“西化”、“分化”有哪些表现和手段？未来趋势如何？如何应对？却很少见诸研究。研究了也很难公开刊载。因为这是“左”的象征。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与“左”沾边，无非是一个如何看待对外开放的问题，由此引出第二点思考。
第二、关于对外开放，决策层一开始就强调要趋利避害。事实上就是承认对外开放有不利或有害的方面。现在一谈“害”的方面，就认为是“左”，显然既不符合最初的的判断，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外开放是不可动摇的国策。而趋利避害应是这一国策的核心思想。避害才能趋利，它是趋利的条件和必要手段。而趋利又可增强避害的能力，这也是趋利的重要目的之一。害与利在现实中往往统一于同一形态中。对外开放中引进的各种物质形态、技术形态、观念形态的东西很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有害、有利两类。它们往往共存于同一形态中，其区别不过是利害的程度和表现形式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害”归结为几只看得见的苍蝇（邓小平认为害是苍蝇），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避害就太容易了。而目前避害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政策采取的颇为积极的态度，及双方经济互动关系。由此引出第三点思考。
第三、西方国家积极支持中国的开放政策，决不是希望中国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中国最终在经济上成为它们的附庸（邓小平就指出过这一点），在政治制度上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它们所说的民主国家）。对此西方政要多有表述。如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得说：“美国是在设法鼓励中国同世界其它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以便使它所能作出的让步是它所奉行的制度和政权本质的改变。”（《参考消息》2001年9月9日第1版）美国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就中美关系的讲话中说：“美国必须不断地提醒中国人民，美国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和平地实现民主化。”（《参考消息》2001年8月25日第1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3年签署延长对华最惠国地位的命令后，发布相关声明说：“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我的政府决心支持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转向市场的改革。我想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原则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因为过去几年中随着世界上其它共产党政权让位给民主和市场的力量，我们已经目睹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寄希望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来实现其一贯目标。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恪守“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信条，决不能因为西方国家对开放政策大唱赞歌，就放弃开放政策。但在开放中，对西方的演变战略与国内的自由化势力相配合使中国改革偏离正确轨道的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由于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因此和平演变是今后西方对华长期的主要制约战略。那么谁是实行这种演变的社会主体？
第四、演变主体有两部分人。一是数量不大而能量大的“精英层”。这些人由于家庭、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原因，主动积极地接受和推销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另一部分是完全解除正确思想武装的“受众群体”。这部分人基本认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一旦政治环境允许公开打“西化”的旗号，首先跟着跑的就是这些人。人们可以从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大群手持蜡烛庆祝的中青年欢呼者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以上两部分人的数量还会增长，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的左右能力会增强。关于这一点著名反共政治家尼克松看得最清楚。他在1992年苏东剧变时出了一本名为《透视新世界》的书。书中谈到中国时，不同意孤立、封锁中国。他明确主张“换一种方式——和平演变”。在谈到和平演变的主体时，他认为：“这种变革将由1949年革命以后出生的，占中国人口2/3的人来实现。他们记忆中没有军阀、外国剥削、战时沦陷或内战。相反，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不但有西方的而且还有他们的台湾和香港邻居的成就。”（尼克松.《透视新世界》，言实出版社第16页）这些人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中认识自己，把自身的发展看作背弃传统的过程。他们所认同的未来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的现实。这正像著名东方学者萨义德所讲：“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萨义德.《东方学》第418页）
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实行进口替代、出口替代还是其他发展战略，都有某种形式的对外开放。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之所以成效显著，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对外开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共识，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有洞察力的政治家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千方百计遏制甚至颠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不能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样板，最终实现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全球化。因此，未来西方国家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并使之长期化。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强度很高的外部制约。这必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应当向人民尤其是青年讲清楚。不能让我们的青年成为尼克松之流所希望的“记忆中没有军阀、外国剥削、战时沦陷”的一代，成为只知对外开放好，不知西方国家确有“西化”、“分化”图谋，甚至接受“西化”的一代。否则，我国就真有可能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重要说明：本文的经济数据均引自武力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当代世界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
2、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3、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
4、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5、尼克松.《透视新世界》[M].北京:言实出版社，2000年
6、武桂馥《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7、董云虎、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新华出版社，1998年
8、张骥《跨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