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1992起为第三阶段。此时中国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给了西方世界新的希望。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宣布：“我们的那项政策已不再有用处，现在是采取新的途径来实现我们的一贯目标的时候了。”（《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华实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方位战略。

第一，经济方面双管齐下。首先蚕食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国际化，成为西方市场的组成部分。利用1992年后我国大幅度提升开放度的机会，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仅1992——1994年，对我国出口的设备就占全社会总投资中设备投资的64%，等于我们失去了2/3的机电设备市场，使国有机电设备市场占有率从80%左右猛跌至1994年的38%。国有机电行业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次大进口中，外资企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的进口在这几年占到了40%以上。实际上，外资企业从它在中国诞生起，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目的就是占领市场。其次，削弱乃至消解中国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是产业推进的先导、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因此西方国家从两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削弱之。其一，利用1992年后的大进口，用其技术优势挤跨了相当一部分基础装备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我国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工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截止1997年，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技术机械设备市场的70%以上被进口产品占领。这些产品的自主开发生产能力削弱甚至消失。其二，使民族技术产业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指出：“我国计算机硬件，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集成电路芯片，主要依靠进口。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基本上是国外产品。目前构成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硬件，软件等产品几乎完全建立在外国的核心信息技术之上。”我国相当一批所谓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核心技术是国外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属于技术依赖型的“攒机”企业。这样的企业过多不但会使我国的自主创新力逐渐消解，而且也会最终失去市场。这些数据都是近二十年前的，但至今情况仍无改观，随着22条的实行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

西方国家以上两方面的经济战略有着密切联系。有技术才有市场；有市场，技术创新才有动力和资金支持。西方国家正是抓住我国对外开放的两大要穴——技术与市场。他们可以用品牌合资的方式取得市场，当市场扩展到理想规模时收回品牌使用权，使中方完全丧失市场。当市场份额受到威胁时，他们也可以用收取技术专利使用费的方式收复市场。二十年前发生在DVD行业的对外纠纷颇有象征意义：我国DVD整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都颇有竞争力，对日本等国产生强大冲击。但核心技术不是自己的，因此，日立、松下等六大DVD技术开发商联盟宣布要对DVD整机，解码器及光盘都征收高额专利使用费。目的就是用技术专利权封杀中国的低价战略，大幅削减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并不特别重要，但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没有技术的一方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人，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要目的。

第二，政治战略上从两方面进行冲击：其一，社会问题政治化。市场化改革加速之后，以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问题为核心的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是多方面的，它本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实际是某些方面偏离基本制度的结果）。但西方国家借此机会将矛头直指我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大肆推销（部分是借国内代言人之口）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正如透明国际主席艾根所讲：“私有化和自由化被过于不加批评地鼓吹成减少腐败的办法。”（《参考消息》2001年11月8日，第6版）这一时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制度的各种书刊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八十年代。而对这些思想和制度加以正确分析的书刊却少之又少，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威话语体系的解释效力逐渐非权威化，很多人又开始向西方寻找答案。这种话语主导权的丧失，在危急情况下其恶果将充分显示出来。其二，主权问题人权化。90年代后，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采用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各种手段大搞分裂活动。西方却使用双重标准，将其视为争取人权而加以支持。对台湾，美国政府多次宣称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因为它最能保障人权。因而，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实质上也是打人权牌。可以预见，一旦我们采取断然措施，西方（不仅是美国）的干预也一定以捍卫人权为旗号。当年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在谈到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是否针对台湾时明确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会容忍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明白这一点，我们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布什总统非常珍视同澳大利亚的联盟，如果中国的挑战达到一个极限，澳大利亚有责任加入美国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原则和信仰，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和信仰是应该风行于全世界的。”（《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1版）可以讲，自九十年代以来，来自外部的最大政治压力就是人权问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我们耗费了大量资源，这也正是西方牵制战的目的之一。

第三，在思想领域，利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机通过学术会议、合作办学，出版合作等渠道，全面推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历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天然阵地，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接受以个人主义、私有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有限政府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从我国的现实看，市场经济的唯一参照系也确实是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体制，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参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时，始终没有成功地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因素与其固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剥离。相反这种价值观还大肆泛滥（目前也未解决）。以至于曾留学于西方、在经济学界有很高威望的两位先生不得不大声疾呼。一位是陈岱孙先生。他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后果。”（《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12期，第13页）一位是高鸿业先生。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译者序》，《经济学》1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当前，经济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的呼声，以及对实际经济、政治运行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恶果。

第四，在文化领域（指广义的社会文化），利用其信息传播优势和经济优势，借助文化交流等手段，全面灌输西方文化，尽力营造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亲西方的社会文化精英。由于这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已达到西方的标准，他们的“比照集团”是西方有产者阶层，而他们又是国内的“比照集团”。社会地位、收入比他们低的社会阶层有了双重“比照集团。”后者尽力模仿前者。比照集团的成功被归结为个人奋斗。他们的行为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成为时尚的唯一标准。于是，当我们最需要团结合作时，最需要集体主义时，看到的却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几乎成为唯一的道德标准。当还需要艰苦奋斗时，却看到媒体上满篇、，满屏幕的“时尚消费”。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官方推出的社会“比照集团”在社会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力显得过于苍白，他们事实上不具有“比照集团”的效果。对他们的社会评价是：值得钦佩，但不值得学。也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全国调查更能说明问题：“与强调后代和未来的幸福、快乐相比，有更多的城市青年表示他们人生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幸福与满足，有超过半数的青年对‘人应当及时行乐’的说法给予肯定。”（《光明日报》1993年10月10日）哥伦比亚前总统内斯托·桑培尔再访华时不无感慨地说:“腐败可以通过追求消费渗透到新一代的思想中，削弱团结互助等价值观。我最近一次的访华中已经感受这一点。20年前我第一次访华时，我们的向导对我们讲理想、原则、诗词和比喻；这一次访华，我们的年轻向导讲的是汽车的价格，北京住房每平方米多少钱和工资收入的差距。”（《参考消息》2002年9月29日）这是进步还是悲哀？资产阶级政治家似乎比我们某些人看得更清楚。

诚然，我们需要介绍、引进西方的文化成果，甚至可以介绍一些有影响的消极文化现象。引进文化成果是为了正面推进民族文化建设，介绍一些消极文化现象是为了提高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消极文化的免疫力。而在后一方面，现在往往是为介绍而介绍，不加分析和评价。如《京华时报》2002年3月10日刊登英国政府毒品政策出现松动，允许个人在夜总会，歌舞厅食用摇头丸及所谓舞厅毒品。因为英国政府承认吸毒是青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吸毒已成为我国一种消极文化（尤其在青年中）的今天，这种不加引导的所谓客观报道会有什么样的暗示作用？再如，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出现的以服装发式怪异为特点的“新人类”现象传入中国后，媒体不加引导，反而推波助澜。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西方消极文化的宽容，对包藏祸心的宽容。而这正中西方的下怀。

总之，1992年以后，西方国家抓住中国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的机会，采取了全方位的对华制约战略，并取得了成效。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取得成效的同时，各种问题丛生的重要原因。

三、瞻望未来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明确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据此安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程已经过半。在此历程中，外部制约已如前述。未来的外部制约将会如何？我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制约将会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依赖程度。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但现在过度谈论有“左”之嫌。因此不妨听一听洋人的看法。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2月6日的一篇文章就曾说：“支撑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是中国积极的开放政策，不过也有人对中国急剧增大的外资依赖程度表示担忧。据中国方面统计，中国出口额在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50%。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大显身手的却是外国人。与其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不如说外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把中国当成了工厂更加符合实际。另外，在2000年的中国税收当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税制因国家而异，一般情况下无法加以比较，不过也可以说，税收的1/5依靠外资这种结构非常脆弱。长期高速发展的日本通过限制外资和推进农业政策，创建了很多世界性的企业。中国也在逐步扶植有影响的企业，不过，其发展的速度没有开放的速度快。目前依赖外资的中国，与被称作发展中心的七八十年代的东南亚国家非常相似。外资是能够直接确保出口的手段，从税收和就业方面来论，外资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中国不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的‘外资依赖症’大概不会发生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资依赖症确实未发生变化。实际上，当年自由化人士方LI之就给美国主子出过这样的主意：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使中国的经济依赖于西方，这样中国政府就会听命于西方。当然，决策层也曾有一些应对。开发西部，启动内需就有针对这方面的意义。但在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我国市场进一步全面开放，外国商品又普遍比国产商品更俱竞争力。启动内需的最终结果只是国内购买力转向外国商品，启动内需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二，消解中国技术创新能力，遏制中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轨。现在有人主张中国要勇于给别人打工，不要以此为耻。这只说对了一半，对中国来讲应该是勇于打工，又不甘于打工。甘作制造业大国意味着只会用别人的技术，按别人的图纸加工。长此以往，不但高新技术产业会丧失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技术能力也会衰退。这种后果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不能一方面承认当今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创新能力的竞争，一方面又甘于作西方的加工厂。如果这样，中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富国，但永远不会成为强国。而这正是西方所需要的。中国要做制造业大国，更要做制造业强国，人才之争是关键。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早已打响了具有前瞻性的前哨战。仅至2002年，45家大的跨国公司仅在北京就设立了48个研发中心，一年多时间就投资10亿多元的研发资金，相当于北京一年财政投入科技开发的总和。它们用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前瞻性的科研课题吸引我们最好的人才。如某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研发中心时，其总部确定的目标就是，第一阶段用2—3年的时间招收40位中国优秀人才；第二阶段扩大到80人。，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就招到40多人，并且手里握有2000份符合其条件的优秀人才简历。目前许多跨国公司都对中国高校的优秀人才进行跟踪调查并建立档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中国未来的科技领军人物大部落入他人囊中，在未来的竞争中将何以立足？如果对上述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决断，那么我们的什么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岂不是也在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