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总之，这段时期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是和缓的（甚至表面是友好的），经贸关系是合作的。这种关系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为中国顺利地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展开营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但事情往往是两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百年欺辱，解放后又经历三十年尖锐对立的我们，普遍患上了“适应综合症”。似乎狼真变成了外婆，甚而怀疑自己过去认知有误，错把外婆当成了狼。因此，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不是经济利益（此时期利用外资以港、澳、台及侨资为主）。而是心理上取得了优势，进而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大门。其过程如下：

第一，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提供的有利环境和机会，携数百年工业化之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影视、书刊、邀请官员、学者访问考察等）充分展示西方国家物质生活丰裕的一面。而我们自己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又不加分析地、片面地、单纯地进行物质丰裕程度的比较，从而对国民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力。同时国内一些人趁此机会大肆宣扬我们过去是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一时间全民健忘，似乎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比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落后甚多，今日才梦中惊醒，醒后又自惭形秽。从此，前三十年的奋斗成果成了一些人公开嘲笑的对象，前三十年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民族心理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西方国家对落后民族以物质丰裕为支持的心理优势又一次在中国确立（旧中国曾经有过这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在缺乏历史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一般民众中重新确立，而且在人文知识界和相当一部分强力部门的党政干部中也得到认同。笔者七十年代末在大学读书时，曾听过一位中央某宣传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谈其访欧观感。其内容基本是介绍那里的生活水平如何高，扔在垃圾堆的电视机都比他家的好，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称这段时期是“全民健忘”。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是认识并承认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的，并把这种认识与承认当作加快发展的动力（曾记否15年超英赶美？）和教育民众尤其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主要内容。本人出生在五十年代。名副其实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至今记得小学的第一课老师说的话：同学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改变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新中国几代建设者的拼搏，不就是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吗？这难道也成了夜郎自大？但在整个八十年代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多半会遭人嘲笑。问题关键不在于承认差距（因为我们从来都承认差距），而在于打开国门直接感受差距时，如何解释、如何形成正确的全民共识，进而保持自己的民族心理优势。遗憾的是“适应综合症”使我们失去了免疫力，没有看到物质生活的简单比较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和产生的负面心理效应。从而在与西方国家的首次直接交锋中，心理制高点先行失去。这就为意识形态渗透打开了心灵之窗。

第二，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引入，首先是这种心理失落导致的必然政策结果。而心理失落又促成了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积极认同。“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源”这一机械、简单的逻辑，使我们对西方社会思潮毫无芥蒂。在以高校及宣传出版部门为主体的人文社科知识传播领域，对西方社会思潮只介不评或误评是普遍现象，其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

一是西方文明优越论。这也是前述心理优势丧失的必然结果。宣扬者将物质生活优越等同于西方文明优越，而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同自然导致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认同。在新中国历史上公开地、普遍地谈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种谈论成为普遍现象，不仅在于政治上的放开，更在于确实有相当多的人认同。面对这种现象的主流解释是：目前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落后，所以人们会产生“社”不如“资”的看法。但这只是产生这种认识的基础条件，而不是原因，至少不是直接原因。前三十年持这种认识的人在人文知识界都不多见，遑论在群众之中，这是值得深思的。

第二种影响较大的思潮是人道主义。确切地讲是抽去阶级内涵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三中全会后，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依此为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基本前提，目的是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矫枉过正。虽然党中央有关决议仍肯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在实际理论宣传和政策规范上（这里指文艺政策和学术规范政策）将取消阶级斗争为纲等同于取消阶级斗争。这在客观上为西方人道主义的传播营造了适宜、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数十年艰苦卓绝地推翻反动统治的大革命，解放后对敌人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尺度衡量都成了非人道的。改革开放后党内部分人中的“政治自虐情结”正是在此时发端，并一直延续至今。

受这两种思潮影响的主要是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整个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如饥似渴地汲取的精神“营养”不是被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从此，在大学思想领域阵地，红旗干不过白旗，东风压不到西风。第二个群体是思想、文化、宣传领域中的部分成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这些人大多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对接受西方人道主义有现实的感情基础，对西方法制化的民主政治有着感性的渴望。

在上述两个群体中，后者不但本身受西方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他们手中有权。这些权力对西化思想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八十年代末，《河SHANG》这样一部煽动民族自虐、消解民族自信心，鼓吹“全盘西化”的政论片，居然在中央级媒体的黄金时间大肆播放。显然批准播放的强力人物是认同这种全盘西化思想的。而认同又使这些人运用权力传播这种思想（全盘西化观点形成的思想基础就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等思潮的认同）。而这种思潮的最大受体恰是大学生和青年教师。这就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西化思想在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相互激荡，振幅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以西化思想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化——“柳丝”D乱和暴乱。笔者从事政治理论教育，在此期间感触最深的是大学生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最高决策层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因（大气候、小气候的提法）及性质（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判断不屑一顾。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早没有了，这是人为的提法，是不想反腐败的遁词。那时他们唯一相信的声音是“美国之音”，大学和社会每天议论的都是“美国之音”又如何如何说了。建国以来执政党在重大问题出现的历史关头，首次丧失了舆论主导权和群众信任，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种措施虽然是迫不得已，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形象，影响了执政党在一部分群众中的威信。这是用多少经济建设成就都难于弥补的，它应当成为永远的教训。这次事件标志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取得了成效。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柳丝”D乱所说的“中国的学生和工人们为他们的事业业所选择的象征很像我们的自由女神像，这并不是偶然的。”（《透视新世界》言实出版社，2000年，）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共主动在所有领域取消阶级斗争的最好注脚。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人道主义观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念的消解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具有阶级内涵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但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淡漠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过于宽容，对民族地区部分党员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做法采取默认的态度，长期不能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例如，达赖的政治本质早已暴露无遗，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198九年拉萨S乱之后的一段时期）没有明确指出达赖问题的实质。西藏一些党员干部家里长期供奉达赖像，胸前佩带达赖像章。后来的事实证明，对阶级斗争性质的事物作非阶级的分析，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处理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必成恶果。西藏、新疆两个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八十年代开始民族分裂问题日趋严重，终至酿成198九年的拉萨S乱和乌鲁木齐S乱。这两场S乱虽然平息，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已成一定气候，尾大不掉，终成后患。长期以来，以西方为首的境外势力支持民族地区的分裂势力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有形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认识。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观念的消解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影响却很少顾及。笔者在北大学习时，听一位民族问题专家讲他不赞成“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他的看法有代表性，普遍性，实际上虽然民族问题不全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1979—198九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的基本策略是攻心为上，以诱促变。这种策略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心理优势，打击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在青年、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界人士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而初步确立了未来“和平演变”的行为主体和资格主体。

198九—1992年，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进行了调整。苏东演变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在经过10年演变（西方国家始终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柳丝”D乱后已不堪一击。克林顿1991年12月12日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说充分表达了这一心态。他认为：“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当中国还是一支对抗苏联实力的一个抗衡力量时，我国政府如此克制尚情有可原的话，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退出了这场角逐，再打中国牌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策略转为以压促变，以求速成。为此采取了各种措施手段。首先是经济制裁。其主要内容有：停止向中国出口用于国防、军事及治安防暴方面的设备；停止政府间的新贷款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对华贷款，世界银行和日本冻结了对华贷款计划总额约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决定推迟10亿美元的对华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关贸总协定也决定推迟考虑恢复我国的缔约国资格；停止向新的在华私人投资者提供保险或融资服务；停止贸易项目与活动；反对巴黎统筹委员会进一步放宽对华高技术转让和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冻结对华高技术转让的许可证；停止发放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许可证；不再继续实施核能条约，停止发放核燃料许可证。这些制裁，尤其是第2、4、5项直接影响了中国吸引外资，引进高技术，发展出口工业的对外开放部署与进程。其次，在“复关”谈判中大幅度提高要价，迫使中国不断作出让步。在最惠国待遇上，利用年度审议向中国提出各种条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再次，利用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大做文章，制造“银河号”事件等，以此来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由于我国当时正处于治理整顿、调整经济时期，因而上述“硬战略”是雪上加霜。它加大了调整经济的难度，延缓和压缩了对外开放的时空度。

值得指出的是，这段时期由于出现了“柳丝”D乱和苏东演变，长期被置之脑后的“和平演变”威胁变成了直接的现实。执政党内反“和平演变”呼声日高，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有所加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渠道不畅，国内、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暂时收敛。因此西方的“软战略”不似前十年那样有成效。但由于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1992年后，这个问题发展得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