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第四，长期多变的外部威胁也是促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认为，建国后前三十年之所以未能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使然。但存在决定意识，所谓“左”的指导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毛泽东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与党内“左”、右倾路线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主要是与“左”倾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一度被看成是右的代表。那么建国后为什么会有所谓“左”的指导思想？截至目前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观念形态、制度安排等上层建筑层面上。可是我们既然认为“左”的指导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对阶级斗争尖锐化、广泛化的判断，那么就要首先考察当时国内外是否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否尖锐则可讨论。但当时严酷的外部斗争则是无可置疑的。两股势力互相激荡相互配合，使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带有复杂性。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国际上出现反华大合唱。美蒋叫嚣反攻大陆，当时国内反动分子确实存在人还在（建国刚十余年）、心不死的问题，他们蠢蠢欲动。六十年代初甚至北京地区也开始出现了反动会道门的组织（九宫道），并且挖走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策。这些不同看法本应是工作方法和观点之争，但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很难把握尺寸。如当时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其核心是对美国缓和一点，对苏联缓和一点，对印度缓和一点，对外援助少一点。这本是对国际局势判断和处置方法问题。但在当时外部压力很大时，很容易被看成是党内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首先对所谓“三和一少”提出批评，其后毛泽东就在多种场合将其提到修正主义的高度。陈毅是主管外交的，当时对外部威胁和压力他感受最深，所以他不同意这个意见。由此可见西方敌对势力的外部威胁，是形成阶级斗争尖锐化判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影响了毛泽东本人，而且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党内领导同志。邓小平讲“左”的错误不能完全由毛泽东同志一人负责是公道话。总之，西方敌对势力为新生的共和国设置的严酷斗争环境，是所谓“左”的指导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又导致我们没有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滞后作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首先由经济落后国家所选择这一客观现实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命运多舛。中国可以说是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典型代表。综观各国现代经济发展史，没有一个国家是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面对这样严酷的外部制约而实现经济起飞的，而中国做到了。这本身就证明了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同时也要看到，建国前三十年强度很高的外部制约，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我国跨越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我们在考察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时，在分析生产力成长因素时，要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眼光。不能一言以蔽之——“左”。这不仅是历史评判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把握。如果说建国初期的三十年在我们的积极应对下，外部制约仍然迟滞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对当今和未来的外部制约视而不见，甚至将腐朽当神奇，将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有必要对现实和未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正视现实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外部制约因素还存不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改革开放后所面临的外部因素是否都是积极的？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首先，应当承认自八十年代以来，冷战缓和直至结束，西方国家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力蹿升与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他们迫切需要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缓解这一矛盾。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确有有利的一面，确实是一种机遇。但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当感谢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使我们能用不同的词表述同一件事。这里的“挑战”（challenge）实际就是“风险”（risk）。我们说“挑战”是为了表明我们对风险的积极态度。但如果用了“挑战”就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则是非常浅薄的。

事实上，自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基本战略没有也不可能有实质性变化。相反，对外开放也给了他们机遇，使他们由过去单纯的外部施压转向内外结合，并以对内渗透乃至掌控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选择空间陡然增大，且更具前瞻性。尼克松晚年的一段话是这种前瞻性的最好注脚：“如果我们在1972年不向中国打开大门，198九年的tian'an'men广场示威就不会发生。如果现在把这扇门关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当然，我们自己不会也不应当因为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图谋而主动关门，但警惕性不能丧失。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根本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将中国演变成附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之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其策略内容则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和调整。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79—198九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共决策层制定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并且也确实提供了现实的机会。西方政界、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所谓“非毛化”为开端的解放思想和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开始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政治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塑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柯雄等译，第11-12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对华的主要策略是以诱促变，因此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90年代采用的人权、最惠国待遇、入世（当时称复关）、台湾问题等制约手段，在这一时期或者不用，或者轻而用之。

人权外交系统化并在国际范围内广为运用，是起之于美国的卡特政府，里根执政后又使之进一步完善，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期望值甚高，因此不愿在此过于施压。在此期间，中美之间的所谓人权之争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美国政府给中国网球选手提供所谓“政治庇护”。这是两国关系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权问题。第二件事是美国针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指责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如减少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拨款，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保证尊重家庭的不可拆散……,保证新闻、宗教信仰、集会游行等自由,保证正当的法律程序。”这实际已涉及了西方国家一再提及的人权问题的主要内容。第三件事是西藏问题。此期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两个修正案，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大规模侵犯人权，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作出的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行动，要求美国政府更加同所有关心西藏人权的人密切合作。这是美国涉及中国人权的第一项立法。以上三件事对中国的压力并不大，正如邓小平所说：“网球运动员问题，是细枝末节问题。”实际上后两件事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也是细枝末节问题。

在最惠国待遇上，198九年以前可谓一路绿灯。自1979年2月《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生效，两国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到198九年，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1979—198九年11年间，两国双边贸易累计达88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正式将中国由“P”组提到“V”组，享受“友好非盟国”待遇，与北约的一些国家，南斯拉夫、印度属于同一等级。经济贸易及技术领域的往来与合作的加强，又推动了美国“谨慎而稳步”地同中国发展“防御性军事合作关系”1985年和1986年，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套制造炮弹的设备和55套先进的飞机电子设备。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杰·沙利文不无感慨地指出：“即使70年代最为乐观的观察家，也未预料到美中经济关系会如此急剧地扩展。”（《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第2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在中国“复关”谈判上，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要价也不高，谈得比较顺利。

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建交后美国马上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但随后中美双方就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逐步减少，直至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此后直到198九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基本上是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