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第二，高度敌对性的外部制约迫使我国将大量资源、资金用于应对敌对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从建国到七十年代初期，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二次大战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世界上两场最大的局部战争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并且其战略矛头都是针对中国的。这是任何后起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建设时都未曾遇到过的。仅抗美援朝一战就使饱受战乱、亟待复兴的新中国耗费物资560万吨，汽车一万余辆，战费开支65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总建设支出的九分之一。1964年，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越战升级，战火在我国南大门点燃。我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抗美援越期间（尚不包括抗法援越），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资金和生活物资。其中包括：165架飞机，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门大炮，177万各种枪支和1660万发炮弹，10亿发子弹；汽车35035辆，船舶686艘，拖拉机4730台，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6万辆，筑路机5373台；粮食540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万吨，钢60万吨，煤191万吨，油料190万吨，纸9万吨；此外，还有大量棉花、棉纱、棉毯服装甚至牙膏等日用消费品。在成套设备援助方面，主要是帮助越南抢修恢复美机轰炸破坏的工厂和交通设施，建设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军工项目、电站`、油库、油罐，输油管等工程。在当时中国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军火、物资、生活必需品都是我国军队建设、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急需的。到1978止，按当时的国际价格计算，中国援越总值达200亿美元。这些援助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绝大部分是无偿的。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周边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使得中国实际上失去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在东面，美国在韩国驻有重兵，与日本订立“安全条约”；在西面和南面，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争端和武装冲突，印度、美国对西藏叛乱分子暗中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训练组织所谓“康巴游击队”，长期在我国西藏境内骚扰。台湾当局也要利用内地的经济困难和紧张的国际关系，准备“反攻大陆”。同时自新中国诞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新兴的民族国家威逼利诱，竭力阻挠他们与中国发展关系，妄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局面和国际政治态势，长期以来，中国从国际战略高度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除了上述对朝鲜、越南的大规模援助外，还对其他周边国家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给予了大量援助。这种援助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建国初期到1965年。1956年到1959年，根据中蒙两国协定，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帮助蒙古建设成套项目；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无息贷款，用于援建其成套项目，且全部采取“交钥匙”方式实施，即由中方设计，提供全部设备材料，并派出建筑施工队伍全面负责施工。到1964年共帮助蒙古建成了包括发电厂、毛纺厂、造纸厂、玻璃厂等在内的21个项目。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始于1954年。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阿两国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由于苏联停止对阿的一切援助，撤走专家。这个接力棒只能由中国来接。1961到1965年阿方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方给予阿方1.1亿卢布无息贷款,用于物资援助和援建24个成套项目。1962年到1964年，又以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的方式，提供了粮食、设备、建筑材料等物资，无偿援助了3个军事工业项目。对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这一年，中柬两国签订援助协定（这是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柬方8亿柬元（合800万英镑）的物资。同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签订无偿援助协定。进入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64年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受援国数量大增，援助力度加大。大力开展对非洲的援助，是此时期的一大特点。从1960年到1965年，先后援助了几内亚、马里、刚果、坦桑尼亚。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二时期为“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对外援助急剧增加，其中额度最大的是援越，对朝鲜、阿尔巴尼亚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坦赞铁路）也占很大比例。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后，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同时，也要求援助。从1971年到1978年，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从30个增加到66个。我国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前16年（1955—1970年）建成项目的总和；在此期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支出为前21年（1950—1970年）对外援助支出总和的159%。仅1973年的对外援助总支出就达58亿人民币，占财政支出的21%。当然，对外援助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但如果不是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的态势，我国对外援助的规模绝不会如此之大，援助的数量也绝不会如此之多。

总之，严重的外部威胁和不利的国际政治态势迫使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贫乏、资金严重不足的落后国家，在经济复兴初期就把大量资源、资金消耗于非经济建设方面（仅援越一项就相当于“一五”的全部投资额）。这也是任何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它必然延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此还要指出，近些年来一些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大规模对外援助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左”的表现，甚至对抗美援朝也横加指责。这些人中一部分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必然持有这种看法，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来看问题。“二战”后爆发于我国周边的两场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强加的，其战略目的也是很清楚的，新生的共和国不可能坐视。我国对新兴独立国家提供的大量援助，是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孤立中国的阴谋，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树立国际形象所必需的，完全不是什么打肿脸充胖子。而且这种援助已经随历史长河的流淌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九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在联合国搞反华提案，当时中国刚刚经过“柳丝”风波，国际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这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顶着西方国家的巨大政治、经济压力，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在其后的数次较量中，第三世界国家也始终是中国的坚定支持者。如1992年以来，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票数均超过10票。因为他们忘不了中国援建的纺织厂、学校、医院、铁路和具有忘我精神的中国医疗队。主管外交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谈到这一点时说：“吃水不忘掘井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的正确决断和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将永载史册，为真正有良知的后来者所景仰！

第三，新中国伊始就承受着帝国主义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这使新生的共和国无法从容地思考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无法从容地进行经济战略展开，干扰了经济结构的合理安排和经济布局的调整。建国初期，一些领导同志即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进行过理性探索。如刘少奇在一份手稿中专门谈了中国工业化问题。他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最后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并论述了应该采取这种工业化道路的理由。与此同时，南汉宸等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也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资金短缺，工业化应从优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和轻工业起步，以便为投资大周期长的重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当时如果有时间从容地进行类似的探索，我国以“一五”计划为开端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可能会更完善一些。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国家安全现实。新中国的国防建设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抗美援朝在武器装备上依赖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极大的刺激）。在此背景下，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的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如下特点：以高速度为发展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朝鲜战争爆发后，党内几乎一致地将迅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以外延型的发展为主；从备战和效益双重目标配置生产力布局；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上述特点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都与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威胁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如果没有以进口替代为特点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就不能坚持长期的反侵略战争和反封锁。这种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也导致了国民经济从1953年起就进入紧运行状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也导致了双重的结果：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紧张，导致计划取代市场（统购统销就是突出的标志）；二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紧张，导致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近些年我们在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评说时，仅认为这种体制是受苏联的影响，是对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误认。实际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建国初期战争压力促成的具有上述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强化、僵化了计划体制，乃至最后几乎完全排除市场因素。在此问题上是战略决定体制，不是体制决定战略。当然，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并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过调整发展战略的设想。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西方对华孤立政策被打破，签订了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定》，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开始缓和。决策层开始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期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专门论述了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提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这些经济战略调整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有针对性的。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是缓和，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依然很大。这使决策层的战略思考和现实安排不得不谨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9版）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准备反侵略战争。仗打不起来，但要搞个保险系数，防备垄断资产阶级冒冒失失乱搞。”根据以上思考，“二五”计划投资安排中，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一五”计划的7.6%提高到10%左右，轻工业投资比重也有所提高。但“二五”计划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要求争取在1962年国内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70%左右能够自给。这种安排正是当时主观愿望与现实压力矛盾的反映。六十年代初，三年调整期过后，经济战略调整又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和“三五”计划问题，提出了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意见，获得中央书记处的同意。这样，在制定“三五”计划之前，处在一线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共识。根据这个精神，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该计划提出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并将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和11%。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基本同意这一计划。但60年代是多事之秋：南面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开始派军队直接参战。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加大，甚至考虑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9月29日，《洛杉矶时报》首次公布了一批美国国务院销密的外交文件，其中披露：1964年，美国总统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在北面，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驻军由20万人增加到100万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西南面，中印边境反击战后，局势依然紧张。东南沿海地区，台湾当局一直准备反攻大陆，并进行长期骚扰。而当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布局面对战争威胁确实存在问题。1964年4月，总参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在国民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主要是：其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其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轰炸，缺乏应付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瘫痪。其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不少位于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附近，一旦遭到破坏，洪水将冲击北京、天津，造成严重损失。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强敌环伺促使主要决策人调整“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北部湾事件后，严峻的现实迫使第一代领导集体再次下决心改变原定的国民经济建设部署。战备成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而且一直影响到七十年代的“四五”计划。1965年9月国家计委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具体安排上，投资顺序为重轻农。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共628亿元，比例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38亿元，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总投资为360亿元，占42%（实际投资达2000亿元）。原来没有安排的大型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成昆、湘黔铁路等，都为重点项目。而原定的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目标被留到“四五”计划考虑。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正式执行。新中国建设史第一次经济战略调整由于外部强大的压力而胎死腹中。

落后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而对本国国情的正确认定又是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国情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是一个常量。对它的认定并不十分困难。如果它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的话，那么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困难就小得多。但是一旦存在一个很难测度、多变的外生变量制约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经济战略安排上，预期影响决策是普遍规律。建国初的二三十年当中，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长期在中国周边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实施十分现实的军事威胁。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预期，使中国不可能从纯经济的角度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拖住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延缓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确立其以物质生活丰裕为支撑的制度心理优势。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确实达到了。他们迫使我国长期突出重化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仅用20年时间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产业结构严重扭曲，资金积累缓慢。到八十年代才不得不进行所谓轻工业补课。同时由于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农业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但并不是没有改善）。至八十年代国门洞开后，西方以物质丰裕为支撑的制度心理优势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就严重显现的信念丧失问题就与此有直接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时决策者们上了圈套，经济战略安排严重失误。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战略威胁有双重目的：一是上文讲的改变预期；二是如果我们作逆预期安排，按农轻重排序，把工业建设重点放在沿海，那么现实的军事入侵是完全可能的（前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就很说明问题）。不要忘记，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的战略态势虽然是冷战，而在我国周边则始终是大规模、高强度的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决策者面对的不仅是贫穷落后的国情这一常量，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这一变量。对他们制定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历史评价，不能脱离这两个因素，尤其不能脱离对第二个因素的考虑。这种战略从纯经济角度讲可能是有问题，而从更高的战略视点观察则是不得已的，也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