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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内容，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广为采用的主流阐述看，对这一理论内容的研究和阐述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其中缺陷较明显的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原因的分析。目前对长期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三点：第一，这是由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决定的；第二，就现实国情来看，我国至今远未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也决定了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三点原因中，前两点着眼于国内因素的分析。第三点虽然谈的是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但在各类主流理论教材中基本上是讲现代化的国际标准提高了，因而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就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是指我国经济落后；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其一，经济基础过于薄弱，人口众多导致的资源相对短缺。其二，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看，强度很大的外部扰动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走向。这也是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它不仅肩负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且肩负着在资本主义体系居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可行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外部制约因素会更多，更复杂。这一点已经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历史所证实。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半期仍会进一步得到证实。因此，在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原因时，必须把这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放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必须对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有充分的估计。

我国最大的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外部世界看，中国最大的国情是社会主义的大国，而且是发展前景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不容；作为“发展前景看好的大国”必然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相对立。这种“不容”和“对立”是外部制约因素形成的根本原因。

一、审视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放在大尺度的世界背景下并不算差，甚至可以说成就辉煌。在这三十年中，面对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大国这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寿命。当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确实没有达到更理想的水平。但其原因绝不仅仅是经验不足和一些失误。从历史上看，强度很大的外部制约也是导致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是在“冷战”已经开始这样一个国际大背景下诞生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理所当然地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并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实行“遏制”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蔓延。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建立正是这种蔓延的最鲜明的标志，它引起资本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慌。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会迟迟不批准他的以“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为内容的第四点计划（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提出的一个向亚非拉扩张和渗透的计划，是“马歇尔计划”的翻版），于1950年1月4日，再次向国会紧急呼吁。他说：“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使得迅速采取这种行动成为刻不容缓。”他所说的“事件”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影响。由于当时中国极其贫穷落后，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不成直接威胁。因此，他们这种恐慌主要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时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制约主要受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主导。这种主导下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大大压缩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空间。以生产社会化为特点的现代经济的起飞必须以资本、技术、市场为三大支撑点，这对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尤为重要。近代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所谓“跳跃式”发展，恰恰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外部条件，建立或强化了这三大支撑点。美国作为后起工业化的典型其表现尤为突出。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从历史上看，它的工业革命要比英国晚。但这也使它有了所谓后发优势，使它在工业化初期就可以大量采用英国已经成熟的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例如它的第一个纺纱厂（美国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也是从纺织业开始的，这与英国有些类似）就是迁居美国的英国人史莱特按照英国阿克莱特水利纺纱机工厂的样式建立的。又如1844年英国的搅拌炼铁法传到美国后，美国可以大量生产精铁，用于制造铁轨，从而大大推动了美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利用外资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1880年利用外资（主要来自英国）20亿美元，1890年为35亿美元，1914年达到67亿美元（这些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资金）。此外，作为移民国家，大量高素质人员的涌入也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在1820年至1859年间移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就达一百万以上。南北战争后，进入美国的技术工人和各类专业人员更是大幅度增长。到1914年，移民工人已占美国工人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在钢铁工业中占58%，在采煤和纺织业中占62%。美国广泛地对外扩张，对推动经济也有重要作用。除了早期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外，在工业化起飞的十九世纪末，又向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中美洲等地扩张。正如斯大林在谈到美国工业化道路的特点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内战以后也不得不费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国的借款和长期信用以及对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掠夺，才把自己的工业建立起来。”（《斯大林全集》9卷，人民出版社1954版，158页）德国、日本两个重要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道路上也与美国有着类似充分利用外部有利因素的特点。二次世界大战后唯一值得资本主义“自豪”的最晚期工业化的典型是所谓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起飞模式，对外部的依赖性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赘述。

前苏联作为非资本主义的后起工业化典型，其外部制约虽然较为严酷，但在其工业化起飞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期和随后的大萧条。前苏联充分利用这一时期的外部有利因素，加快了发展。它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首先，采用租让制。1921年至1926年，前苏联同外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114个。这种租让制一直持续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其次，利用国际信贷。1926年，前苏联第一次从德国得到了3亿马克政府担保贷款。此后，开始大量利用外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英、意、德、北欧等国为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纷纷向前苏联提供出口信贷。到1937年底苏联外债达14亿卢布。再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仅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就约占当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1932年上升到一半左右。借助这种进口，苏联在短期内奠定了机器制造、冶金、动力、汽车制造等现代工业的基础。最后，引进外国技术人才，派遣人员出国学习。仅1929年至1930年间，就有1000名苏联技术人员去美国，并带回大量技术情报资料。苏联科研机构在此基础上大量仿制，逐步建立了本国工业机械的标准和系列。

历史证明，无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建立或强化资金、技术、市场这三大支撑点，是后起飞国家必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非如此，工业化的速度和发育质量必然大受影响。新中国前三十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封锁政策，所以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空间，即基本上只能走内向型发展之路。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为一架飞机的话。那么前述国家的起飞是靠内外双发动机。而新中国是在只有一个发动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其飞行速度和稳定性必然大受约束，这种约束也主要表现在资金、技术、市场三个方面。

在资金方面，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经济学家就讨论过中国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1944年，经济学家谷春帆在设计中国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估计中国在五年内最多能够筹集建设资金约94亿元（战前法币），折合美元31亿元。而他拟定的五年计划所需资金，不包括私人自行开办的企业，不包括水利以外的农业改良所需资金，为51亿美元，即每年平均需要自筹10亿美元。其中资金缺口近20亿美元，只能依靠利用外资。吴军超先生在1948年则提出：在最近的将来，如果要实行工业化建设，每年至少需要资金23亿美元。而根据他的测算，即使政府通过改良税制，发展生产和提高国民储蓄率，每年也只能拿出18亿美元。刘大中先生则指出，对于总产值仅为85亿美元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每年是拿不出23亿美元用于经济建设的，即使拿的出来，其中所需要的外汇（进口所需的设备）也无法解决。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中国工业化需要大量利用外资。但是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资金充裕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美国还冻结了大陆在美国的资金。尽管我们用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战前的积累率非常低（据估计，战前中国每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仅为5亿美元）。同时，由于解放战争后期官僚资本和豪门资本外逃和转移（其中运往台湾的金银外币就约值10亿美元，仅阎锡山个人转移到台湾的最后一笔资金就合黄金11万两），及现代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所以新中国资金积累的起点是很低的。在此背景下被迫做出的完全依靠内部积累的战略选择，使我国前三十年的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窘境频频。例如，“一五”计划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是中国工业化起飞的辉煌一页。但其投资之大也是世所罕见的（约合黄金七亿两）。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427亿元，按1952年的汇率折合163亿美元。由于资金内部积累有限，实际上“一五”计划完成后，资金供应已成强弩之末。经济建设速度随后就出现大起大落。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为416亿元，到1962年猛跌至87亿元。这种起伏虽然主要是政策选择失误的结果，但也反映了仅靠内部积累的严重不足。实际上，新中国建设史上屡次高积累正是资金不足与工业化起飞的尖锐矛盾的反映。当然，前三十年我们并不是一点外部资金都没有利用。1952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长期优惠贷款3亿美元，用来支付苏联供应中国的设备器材。此后，从1951年至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笔贷款协议，用来支付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设施、物资等费用。上述贷款的总金额合计约13亿新卢布（合人民币约54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和支付苏联移交旅大军事基地等设施、物资的费用占76%；用于购买经济建设设备物资的费用仅占24%。从以上数据可看出，苏联援助资金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国防开支，经济建设开支并不太大。加之五十年代末期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苏联逼债，中国又作出提前偿还的决策（到1964年，中国已经偿还了近14亿卢布贷款，剩下的1700万，中国又用1964年对苏贸易顺差的一部分提前还清。另外，还提前还清了1960年的贸易欠债；1965年又提前两年还清了1961年借的50万吨糖款）。这些外资的利用效益大打折扣。还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自身资金短缺，但建国初期就担负起了国际援助的义务。仅以对朝鲜的援助为例，在朝鲜战争中，我国共耗资60万亿人民币（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约合24亿美元；1953年我国政府又决定：除将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中国援朝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赠给朝鲜政府，并从1954年至1957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币值同上）无偿赠给朝鲜政府，作为其恢复国民经济的费用。在此期间我国还对越南、蒙古、阿尔巴尼亚及周边落后国家给予大量援助，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底，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近21亿元人民币，（尚不包括抗美援朝支出）其中无偿援助占95%。这几乎与同一时期我国得到的外援相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封锁渐被打破，同时西方国家经济正处于滞涨时期。毛主席抓住有利时机，亲自批准“四三”方案，利用西方提供的出口信贷，开展新中国建设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这也说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并不主张闭关自守）。计划进口总额达51亿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型化肥制造设备、4套大型化纤制造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0个化工原料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型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追加了一些项目。但这次大规模引进的项目大多数是在1979年后投产的，因此它主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综观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新中国建设资金先天不足，后天又缺乏有力的外部资金支持，这不能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稳定性。

在技术方面，建国初期无论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极其落后。从硬件看，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只占10%。科技设施和科研设备非常落后和缺乏。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研机构不过三四十个，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试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科研工作以外，现代科技在旧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软件方面，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落后导致人才匮乏。建国初期全国仅有科技人员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40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万人（其中中专毕业生占2/3），相差近11万人。在建筑行业里，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10%。因此，当1953年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后，建筑行业技术人员极为缺乏。上述之落后状态，清楚地表明了实现工业化起飞迫切需要引进大量技术和人才。但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就把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管制对象。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并不准美国人来中国。在西方的全面封锁下，我国在技术引进方面不得不全面依靠苏联。而苏联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技术起步的定位从一开始就较低。而这种起点较低的技术援助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也不复存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短短的一个月中，苏联就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专家，废止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了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304项成套设备项目中解除义务的占88项，受此影响的东欧国家也被撤消8项，终止单项设备供应合同88项。从后起工业化国家技术发展的特点来看，它们走的是拿来——仿制——创新之路。而中国的仿制阶段刚刚起步，就路断天涯。在此情况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不如说是被逼无奈的战略选择。但即使这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不放松可能的技术引进。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此时，欧洲、日本等国对华关系有所缓和）。1962至1969年，我国先后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84项，累计用汇金额14亿美元。可是这次引进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及日本佐藤内阁上台等因素的影响，引进的项目和技术含量受到很大的限制，有些合同失效。到1968年引进又被中断，大部分项目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要指出的是，七十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对华政治态度并不友好。而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密切的经济、技术关系的必要条件。因此虽然六十年代初中国将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下，效果也不是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汇报时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但1964年5月日本首相吉田茂给台湾当局去信表示：日本政府不再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此事史称“吉田书简”）。1964年佐藤内阁上台，推行敌视中国，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佐藤公然声称“吉田书简”有约束力，拒绝批准大日本纺织会社和日立造船株式会社等使用政府资金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仑设备和货轮，迫使两个合同相继失效。此后直到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总之，从整体上看，前三十年我们是在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进行技术研发，基本失去了跳跃式发展的可能，这也必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严重影响。

落后国家要实现所谓“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出口创汇，用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本国稀缺资源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我国建国后由于西方的封锁和禁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并不突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法案，1951年10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巴特尔法案》。该法案规定：接受“美援”的国家不得将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否则将被取消受援资格。在美国的压力下，到1953年3月，共有45个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我国与国际市场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经贸联系受到很大影响。1949年时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禁运后的1952年内地与香港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其中美国的对华封锁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按禁运规定，大陆的鸡生的蛋或大陆的蛋孵的鸡都不准进入美国。虽然五十年代我国与苏东国家的贸易有很大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其雷同，双方贸易的互补性不如与西方国家的互补性大，所以比较效益较低。这种封锁和禁运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到1957年只占总贸易额的18%左右。1957后，虽然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有所松动，但由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松动很小，到1965年这种比例才上升到52%。据统计，1953年到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每年只增长9%。而这个时期正是世界贸易大发展的时期。(4)

当西方国家靠对外开拓市场和掠夺殖民地而实现工业化，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靠吸引外资和比较贸易优势推进工业化时，我国由于西方的敌视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能做出资金靠内部积累，技术靠自己摸索，市场依靠国内的战略选择。这种被压缩了的战略选择空间，极大增加了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困难。要指出的是，这种选择是被迫的，是客观历史环境和条件使然，而不是什么僵化保守观念所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真正了解世界，并真正找到振兴民族之路的人（这是他们与林则徐、魏源、孙中山根本不同的地方）。他们创造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伟大功绩，在艰难困苦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出色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现在经常强调领袖人物是人不是神，但对老一辈革命领袖进行历史评判时却在用神的标准作尺度胡乱指责，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