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的分野从何而来？ 尽管上述刻画“民哲”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呈现出一种偏执、迷恋的精神症候，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民哲人士并非总是如此“悲壮”，他们的诉求和境遇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那么，我们要如何定义“民哲”呢？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理解成学院派才玩的东西，从而有了“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的分野？ 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于死亡的冥想与准备”，蒙田的论文则指出“哲学是学习如何死亡”。就此而言，哲学是一种精神生活。如同石勇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哲学家一开始其实都是“民哲”：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便到了近代，学术体制已经成熟，像笛卡尔、休谟这样的大哲学家，在身份上仍然是“民哲”，比如休谟，他绞尽脑汁也没弄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
哲学作为一种学科而被纳入学术体制的一部分，就世界而言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历史过程。伴随专业和非专业的明确分化与对立，哲学逐渐成了少数学者的事情，专业哲学亦收窄为一小撮学院精英的对话与交流。学院哲学基于创造哲学体系之人（比如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所搭就的框架，进而在内部庞大的知识体系之中，处理文本的诠释与传承。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哲学退回到学院”的问题：内行人的学术知识生产，往往不再面向普通大众去对话。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在豆瓣的“民哲”争论中留言质问：“凭啥民哲就得去建设新农村，那学院哲就能安心做那写谁也看不懂的论文呢。”
不过，民间哲学与学院哲学也曾有过平等公开的对话。2012年3月下旬，28位“民哲”向著名哲学家赵汀阳、陈嘉映发出邀请，举办了首届民间哲学对话会。“前者高踞庙堂，后者蛰伏草莽；前者讲求规范性的学术传承，后者拥有无规则的奇思异想。差异性、距离感注定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思想碰撞”。 在参会者智者说的会议笔录当中，我们看到民哲对于自身兼具肯定性和反思性的判断：“有的人沉醉在老子天下第一的情结里，有的人身陷在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语境之中，对于他人的东西不去下功夫理解”。如同学院哲学那样，“民哲”也有自身常被诟病的问题，比如热衷建构宏大体系，但缺乏系统和严谨；一方面体现出对知识的向往，一方面体现出对前人的遗产和成就的不屑——正如署名为兔主席的文章《民哲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对“哲学史”的无视》所说。 在这次世哲大会入选的民间论文当中，那些被取笑的文章大多具有这些特征。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可以想象一种新的“大众哲学”吗？ 尽管野生“哲学家”忽略哲学史的做法存在问题，然而他们却也在资源匮乏、未能进入精英教育体系的困境下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锻造和求索，其真诚而执着的智慧之爱值得尊重。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我们要跳出既有的“鄙视食物链”逻辑来看待“民哲”现象，重新理解哲学与大众的关系。哲学应如何定位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以免于成为象牙塔的内部言语？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出发学，批判我们对于哲学的既有认识。他提出，哲学家将自己视为知识的承载者是有问题的，相反他们才是需要为自己的角色而辩护的人——因为这些知识将普通人隔绝在教学情境之外。和葛兰西一样，朗西埃认为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社会交往来阐述思想和社会生活，那些自我教育的学生和无产者也是如此，他们正是朗西埃在《劳工的夜晚》和《无知的教师》两本书中的主角。朗西埃发现，那些通常被认为因工作束缚而没有能力思考、言说和写作的人，也能插手那些通常被认为只是有闲阶级才能从事的智识工作。《哲学家及其穷人》一书所强调的便是，哲学应回到智力和身体上的平等。
1950年代展开的“全民学哲学”运动，或许能为今天精英与民间的对立状态带来新的想象力。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哲”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在这场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中，哲学不分“民间”与“学院”，人人都可谈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教学改革报告中写下：“哲学从虚无缥缈的幻境落到了人间”。终日劳动耕作的工农分子，要向知识进军；而只有书本知识的知识分子，也投身到生产劳动的实践之中。毛在这场运动中号召“为革命学哲学”，“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正是参照了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尽管全民学哲学运动中的“哲学”所指多是较为碎片化的马哲和毛语录；然而这场运动毕竟尝试推动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智识上的平等。
70年代，当全民哲学逐渐消退之后，我们又在80年代的“哲学热”与启蒙回潮之中重新认识哲学，人们拥抱尼采、萨特等西方哲学家为精神导师，接受新的哲学洗礼。在今天，那些以“哲学”为名的畅销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日益面对世界范围内哲学被纳入体制化的学术分工体系，“哲学”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知识训练、以及文化资本的彰显。 活跃在今天的“民哲”群体，大概或多或少继承了社会主义全民哲学和80年代哲学热的历史遗产与问题，这体现在他们对于知识平民化的信念和认同，也体现在他们对于独树一帜的症候性渴望，以及寻求社会承认的焦虑。那些热爱哲学的城市新中产阶级，我们很少会将其视为“民哲”——因为他们追求的更多是一种知识消遣或着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某种孤注一掷的执着，时而卑微又时而不卑不亢的激情，又带点爱国主义特色的新哲学宣言。同样，我似乎也很难想象80、90后的网生代青年会自称“民间哲学家”，因为被这个时代喂养的青年在意逼格——将表征阳春白雪“哲学”与“民间”连接在一起似乎low了一些。今天我们提到的“民哲”群体，大多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他们的存在深深嵌入于其所生长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状况之中，他们的精神状态或多或少沾染了文化运动、城乡区隔、以及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后果，或许他们也将成为最后一代“民哲人”。 世界哲学大会即将落幕，“民哲”的上下求索还将继续。面对不论是作为知识权力的哲学，还是作为知识商品而被庸俗化的哲学，如何寻求智识的平等，或许才是“民哲”现象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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