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90后已经不会生孩子了-激流网

不知不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两年多了。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高的年份。

有人寄希望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扭转新生人数量下降趋势,去年生育统计数据却泼了一盆冷水。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放开二孩政策边际效应在递减,或许没过几年就和以前一样不痛不痒毫无效果了。

应该适时加入生娃大军的90后,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心态。这导致生娃越来越少的趋势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最急的就是各地政府。

5月16日,天津宣布了 “海河英才”计划,本科生40岁以下,硕士45岁以下,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只要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即可办理直接落户。

有趣的是,这一抢人计划是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宣布的,难道天津市开着会,突然发现人工智能噱头太多,还是不如活生生的人靠得住?

计划一公布,上百万人涌向天津,从网上即可申请办理,到服务器瘫痪而转为线下办理,之后又规定调档才能落户,随之又规定在外地有工作者不得户口空挂,不能按照在津无工作申报落户。急得现场办理者吐槽:“天津的政策真是一天一变!”

天津这么急着抢人,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吸引人才,却总让人觉得是在盯着“人才”背后的六个钱包。某知名经济学家说得好哇,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不要紧,可以找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父母要钱,一对夫妻就多了六个钱包,首付钱就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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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知名经济学家都发话了,地方政府自然就身体力行,“天津引才,意在钱包”,政策一下,某小绿App上二手房的成交量一度涨了三倍。

地方政府急了,接着外媒也开始帮着着急。彭博社搞出了个大新闻:中国在年内就会废除计划生育。

替中国着急还真是不用上税。其实外国情况照样不好,2017年,日本出生的新生儿数量为94.1万人,韩国为35.77万人,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别说东亚了,美国新生儿数量也不乐观:2017年美国有385万名婴儿出生,创造了30年来的新低。

现在经济足够发达的国家,似乎都不大想生孩子了。对于我这个还没生孩子的吃瓜群众来说,这太正常不过了。文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压抑生孩子欲望的魔鬼。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座大山,它们分别是:

食利阶层狠压榨

文明振兴烧燃料

人权进步求自由

大山一:食利阶层狠压榨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最早的人类集体是由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进行强行统治。成功地统治着其他人的人就是父亲,他占有所有他渴望的女人并与其生儿育女,使部落的其他成员都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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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模型还比较粗糙,两千多年前墨子就总结得很精练了:“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宫里别养那么多宫女,天下就没那么多单身汉,他们自由结合,人口就多起来了。

墨子生活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一心为全国人口增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出谋划策。奈何最高统治者宁愿所有的工作让别人做,所有的快乐归自己享受,至于人口会不会增长,都不如自己喜好来的重要。三妻四妾,后宫如云,举凡是个男人都忍不住这个诱惑。

可惜墨子生活的年代还是太早,他给出的统治者抑制生育的工具也仅仅只是限制女性的自由。说到头来,最高统治者也就一个,整个食利阶层也不过以万计,影响相当有限。后世的食利阶级通过经济手段压榨民众,抑制生育的能力可就大多了。

宋朝农村普遍存在生子不举现象,即多生的孩子被父母杀死。各地官员对此记载很多,比如“ 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这种可怕现象甚至形成了风俗,“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

这种杀死新生孩子的行为有着明确的控制孩子数量的目的,在当时的记载中这一点是很明确的。“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婺源 “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这可能是一种残忍的原始计划生育。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赀产不足赡”五个字就能简单说明这一问题了,说白了,就是

“养不起!”

如果再详细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宋朝身丁钱(人头税)太重。两浙地区的穷人需要“每丁输绢一丈、棉一两”,福州一带的身丁钱居然是夏税的三倍。官员上书描述生子不举现象的时候,虽然斥责民众是“愚民”,但也不得不承认税重:“每见百姓诉丁盐袖绢最为疾苦……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袖绢。”

对于多生一个孩子,孩子十多岁就得交繁重的人头税的小老百姓来说,趁孩子刚生下来就杀死,保持孩子数量较少就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办法。反正小孩也没有生产能力,对家庭的贡献是负的。

哪怕民族主义风潮兴起之后,各国打倒了国王建立了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上台,仍旧有食利阶级压榨民众,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这样描述一战之前的法国的:

“近几十年来,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工人们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兵员不足了。它大声疾呼:‘民族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于是资产阶级‘顿时慷慨起来’:亲自起来坚决主张为工人阶级进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复一下元气,多生一些孩子。要知道,如果把母鸡杀了,那它就再也不会生蛋了。”

大山二:文明振兴烧燃料

当然,民族国家建立好处更多一些。国家已经不是国王的私产,而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追求资本增值的工具,客观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初文明里的儿子们性欲受到压抑,不得不去干活,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就是通过把人类在性欲上的力比多拿出来用在工作上,从而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建立起来的。

这个理论反向理解,对于干活的“儿子们”可就不妙了:文明需要你们拿出更多的力比多来工作,提升文明,至于你们的快乐和性欲,文明没有什么考虑的打算。而且越是急需提升的文明,越需要人们的力比多。这种文明的压榨虽然长远看比完全被食利者压榨要好得多,但是落实到具体个人头上照样很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