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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至今，已有30个年头。30年来，我国生产总值空前提高、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这些都有科学技术的功劳。但是，中兴芯片禁运事件也让大家明白了在芯片这种基础的核心的原材料方面，我们还缺少相应的原创科技，还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第一生产力。

手机目前既是大众消费品，也是生产资料，从过去我们不能生产手机到现在我们的手机厂商已跻身世界前列，从过去我们只把手机当作一种纯粹的消费品到现在我们的企业已把手机当作一种管理或服务的工具，这些都确确实实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在基础的核心的原材料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第一生产力、还需依赖进口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然包含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个预定阶段。大家知道，要想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首先必须有科技成果。本文试图从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包括资源安排、收入分配、产品交换等方面，来寻找一些阻碍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原因，这些原因是普适性的，不只限于手机芯片的创新创造。

1、以SCI论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作为科技资源安排的主要依据是阻碍之一

为了开展研究并产出科技成果，我国学者需要以项目的形式向有关官方机构申请经费。

鉴于下面四个原因，官方机构不宜把SCI论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作为生产资料安排(即项目的评审与经费划拨)的主要依据：

(1)SCI只是一个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用于方便地检索有关资料，并不代表论文水平的高低[1]；《自然》总编早就表示：“如果单纯依靠论文引用量来评估科研影响力，这一方法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2]；施一公教授今年亦表示：“文章数量、论文引用率、杂志影响因子都可以人为地提高”[3]。

(2)美国《科学》杂志表明：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的工具，不宜作为评价学者个人的工具，很多重大突破是长时间研究积累的结果；影响因子会鼓励“跟风模仿”，妨碍创新；使得学者注重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不是做创新的研究；因此，为了客观地评价某个研究者的科学贡献，需要请知名科学家作为评审者，认真地阅读该研究者的代表作[4]。

(3)诺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表明：如果把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那些顶级期刊只是“商业计划”的一部分；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事实上，对影响因子的过度重视会形成恶性循环；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会立即得到认可，而是在发表很长时间后才会让人们认识到其价值所在；评审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5]。

(4)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创性或开拓性的论文，另一类是修补性或跟踪性的论文。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无人获得诺贝尔奖、无人获得菲尔兹奖看(注：屠呦呦研究员的诺贝尔奖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成果)，我国的论文应该大部分属于修补性或跟踪性论文。科学发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目前我国论文的整体价值相对较小、尤其还被学术不端所冲兑。在这种情况下，SCI论文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学术水平。

如果有关机构硬是要强调SCI论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则许多学者会因利益驱使而导致学术不端。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17年7月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长期用重金奖励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科学家，造成学术剽窃、造假等不良风气盛行[6]。

2、圈子、人情和不当官学关系极大影响科技资源安排是阻碍之二

这里所谈的科技资源安排仍然是指官方机构对科研项目的评审和经费划拨。

据中国科协调查，许多科研人员反映，目前一些科研领域已形成了“小圈子”，只有进入“小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较大支持力度。有的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其实并不怕平等竞争，比能力、比实力每个人都是愿意的，但事实上现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7]。从2005年至今这种状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变。

南京工业大学黄维教授指出：学术界的学风没有根本性好转，学术不端、学术失范乃至学术腐败问题仍旧存在。每当进行评审时，常见各类游说或者说情的邮件、短信、微信，甚至在一些高级别的学术评审中也并不鲜见。现在学术界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干扰国内各类评价体系，包括各类人才和科技项目评审。中国社会是高度人情化的社会，人情之风不消，则评审形同虚设，难以发挥作用[8]。显然，我们应该坚守原则：人情不能超越公平正义、不能超越国家利益。

施一公与饶毅两位教授指出：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9]。

武汉科技大学黄涛教授表示：“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也成为普遍性问题；科研经费七成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三成“撒了胡椒面”。华中科技大学钟书华教授建议：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开；在项目申报、经费分配环节应减少行政官员、“学阀”、“学霸”的干扰[10]。

3、以SCI论文数和项目经费数作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阻碍之三

众所周知，在我国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员工的职称晋升(相当于工资晋级)都与SCI论文数和政府项目经费数挂钩。

逻辑上讲，项目经费是用来资助学者做科学研究的，在成果未出来之前，还不能确认该学者的最新水平，怎么能把它与职称晋升挂钩呢?

同样，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就可以获得升职机会和金钱奖励也是不可理解的。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陈力表示：一切都围着SCI转，中国的很多大学会给那些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论文的教职工提供大笔研究经费和丰厚的薪资奖金。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把中国学术界对这个数值化指标体系的痴迷，与中国过去执迷于以GDP来衡量经济上的成功相提并论。一个后果是，为了在有声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人们开始采取越来越精心的策略，其中包括借助同行评议造假[1]。

全国政协委员高抒教授表示：影响因子只是反映一种刊物“热闹”程度的指标，而这样的指标却在很多时候被我们滥用和误用。现在，滥用影响因子用于职称晋升和评奖等方面，这已成为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普遍现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影响因子都不是反映论文优劣的指标，但却仍然还是很多学校的主要考核指标[11]。

收入分配事关激励机制，如果只是简单地凭数量指标评价一位学者的才能与贡献，那么，会鼓励投机取巧的短期行为、并挫伤那些长期潜下心来真正做科研的学者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将会阻碍科技创新成果的产生、并对第一生产力带来巨大损失。

4、国产创新性成果在产品交换中遭遇打压或不能被优先选购是阻碍之四

从科学研究到产品有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括或部分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主要是做技术发明)、试验性开发、产品投产等阶段，因此，开发一个成功的创新性的产品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新产品的出现就意味着对传统产品的冲击或淘汰。因此，传统产品厂家可能利用各种关系组成利益联盟，并不择手段联合有关行政部门阻碍新产品进入市场。另外，由于购买国外的产品可得到去国外培训的机会，因此，许多政府采购人员更愿意购买国外产品，尽管有的国产产品在关键技术和性能价格比方面有优势。显然，这也不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微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微点公司创始人刘旭先生经过10余年潜心研究，开发出对传统杀毒软件造成颠覆性影响的能够有效防止新病毒的“主动防御软件”。微点公司的产品一旦上市很可能改变市场格局，尤其，对利用传统产品占领了大部分市场的R公司将造成很大冲击。因此，R公司利用钱财买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某，双方联手制造了一起扼杀重大技术创新的假案，后经微点公司不断奔走申诉，终于案件真相大白、且于某遭到法律的审判[12]，但耽误的时间和机会却无法挽回了。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技术创新在制度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5、结束语

上述阻碍有的存在很长时间了，也被媒体呼吁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得到改善，可知在我们国家某些问题根深蒂固和科技创新之难。

中办国办于2018年7月3日颁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它是非常及时的，可被理解为是在一定范围内对体制机制的调整与修订，以使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适应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

政策的调整及其执行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加强从法律层面来保障科技创新和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其实，我国已有一部“科技进步法”，它里头有些东西涉及到了与科技相关的体制机制方面，只是还不细致、还不具体、还不完善。因此，为了使体制机制能够极大地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我国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联动，尽快把“科技进步法”修订成“科技创新与进步法”，使得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尤其，在当前原创科技成果对国民经济贡献还相对较小的形势下，这种需求更加迫切。

参考文献：

[1]Amy Qin.学术造假给中国的科学超级大国梦蒙上阴影.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10月15日.

[2]曹继军，颜维琦.《自然》总编：单纯依靠论文引用量难评估科研影响力.光明日报，2014年10月31日.

[3]吴頔.有人说中国科技实力超美国，为何委员“很担心”.解放日报，2018年03月08日.

[4]Bruce Alberts. Impact Factor Distortions. Science, v340(6134), 17 May 2013, pp: 787-787.

[5]冯丽妃，丁佳.诺奖得主:用影响因子评价科研成果是一种扭曲.中国科学报，2016年6月7日.

[6]傅平.重奖发表论文容易造成学术造假剽窃等不良风气为西方学者不耻.科学网，2017年7月17日.

[7]郭振纲.警惕“面子、圈子”现象大范围扩散.工人日报，2005年02月11日.

[8]金凤.中科院院士黄维抨击“人情评选”.现代快报，2015年01月28日.

[9]施一公，饶毅.中国的科研文化.科学时报，2010年9月3日.

[10]丁静，吴晶晶，邓华宁.科研经费怪象：年投入1.2万亿元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新华网，2014年12月22日.

[11]蔡鎏.我们需要用“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水平吗.人民政协报，2017年03月29日.

[12]肖波，王文志，王涛.微点事件真相引创新保护忧思官商联手“下毒”.经济参考报，2010年03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