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国的军费投入，相当于所有其他200多个国家的军费投入，相当于中国的四倍多。美国是通过它的军费开支来支撑、带动科研的，如果把美国军费开支中基础研究和尖端技术研究的费用算进去，美国政府对科技的投入比中国要大得多，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数额到底有多少。 美国对金融业监管的严格是中国远远不能比的，由于我老婆在华尔街工作，我的账号同时被公司和SEC监管，我在股市投资指数基金都不被公司允许，美国的经济学教授和财经记者不能在股市进行投资，因为这会使他们写的文章失去公允性。看看中国的那些金融从业人员、经济学教授和财经记者，有几个人是不依靠他们的信息来源，进行大肆资本市场炒作的。 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我们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长文来叙述怎样看美国。正是在美国的亲身体验和实地研究，使我们产生了对经济学理论的彻底怀疑。 我们在美国做投资，办公司，交税收，打官司，我们自己在美国属于1%的阶层，但我们住在低收入阶层区；我们与美国的政界人物、大公司高管和经济学家有广泛的来往；我们也在美国进行广泛的旅行，了解各个地方的经济情况。 我们在美国亲身经历的对美国经济实际的了解、研究和分析，使我们抛弃了原来所学的经济学教条，我们认识到美国对经济管理的深入性和全面性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写了大量文章。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的经济管理由于受到经济学教条的影响，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美国从1900年到现在，经历了20次经济衰退和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平均每5、6年就要经历一次，显然美国经济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相比之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衰退，更不用说是经济危机了。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危机四伏，有一些由长官意志决定的糊涂政策，在带领中国走向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认真的概括总结和学习美国一百多年的经验和中国自己40年的经验，是一个刻不容缓，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看法不仅仅来源于经济学教条，也来源于如下的一个三段论推理：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发展模式是对的，由于美国自称自己的发展模式是自由经济，所以中国也应该采纳自由经济模式。 但是事实上美国并不是自由经济。这个判断不但是我在美国的亲身体会和研究的结果，也是美国最著名也被美国人最认可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下的，而且在他去世之前再次重申了这个判断。弗里德曼主张自由经济，认为美国的经济现实完全不符合他的主张。 我们在《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在我的微信号中此文的标题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出路何在？》一文中指出：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将以下的这些经济政策都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医疗保障，职工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弱势群体的补贴制度，小企业扶助制度，教育补贴，低收入住房等公共政策，产业监管，为保障上述政策而实施的累进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稅，以及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工会集体谈判权等，以及重要资源和公共产品的国有化等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这正是自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地派”以来历代社会主义派别的主要政策诉求，也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主要政策诉求，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之后也转向了这种政策，弗里德曼称其为社会主义政策并没有错。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他甚至认为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 政府需要对经济进行广泛的管控，原因在于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的根本特点就是它的规模性。 首先，单个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超过一些中型国家，赋予了这些企业管理者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能量。由于企业的特殊性质，所有企业都实行集中式管理，管理者本质上就是企业的独裁者。这些企业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地，这些管理者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主，他们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公众和国家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唯一能与他们的权力抗衡的就是国家权力。而这种强大分权力的存在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基本原因。 其次，现代经济具有强烈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共融性，现代金融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一个小的信用危机，可能通过金融的传导性，引起整体性危机。现代经济风险的规模性需要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信用的建立，监督市场信用的运行。 第三，现代规模经济的不平衡性，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更困难。大企业由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生产率高，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这就使得中小企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这也使得中小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公共产品的效应，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要对小企业进行扶助和补贴。 第四，现代社会更讲究人权、人性，迫使经济也需要重视人权、人性，经济的社会性这一发展，大大扩展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在古典经济中，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公共设施等，而在现代经济中，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例如食、住、行、医、教、养，以及就业、安全等等，都已经被政府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国家需要进行公平的调配，以满足人权人性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自由经济不是人性经济，而现代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或者说是社会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才是人性经济，尽管它还存在许多问题。 正是由于现代规模经济的这些特点，美国在规模经济开始出现时，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就开始了在进步主义——也就是人性主义——名号下的对经济的干预，通过100多年的不断完善，探索了一条政府对经济实施管理的完整模式，它和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自由经济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现代经济比的，就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更高明，中国由于受到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既没有系统的学习也没有系统的探索现代经济管理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比美国还差得远，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系统的学习美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整。 既然美国国内实行的并非自由经济，为什么美国还到处宣扬自由经济呢？因为在美元获得储备地位后，自由经济就是美元经济，美国政府通过印发美元，可以无成本的获得世界的资源和资产，因为美元并不是由美国经济保证的，而是由世界经济保证的。 根据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首席全球策略师Ruchir Sharma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大致保持在66%左右。美元现在占全球资本流量的75%，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还高。以美元为主要“锚货币”的国家所占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30%和1980年的50%上升到了如今的60%。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70%左右。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就是美元体系，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已经被捆绑进美元体系内。由于在双项目下结汇量非常大，人民币的发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经济基本面，美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的锚货币。 中国要想摆脱受制于人，真正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摆脱这个美元体系，或者说是自由贸易体系，一个是改造这个体系，在我看来，这两条路都需要认真的考虑，而不是只有一条。 货币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造这个体系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路程恐怕会比较长。这是因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性非常强，从历史看，经济规模和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对等，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英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才取代英镑成为储备货币，在这里面，战争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以美英的互换函数来看，即使在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之后，如果没有战争的推波助澜，人民币的储备地位要超过美国恐怕需要100年。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没有替代性大国的情况下要想摆脱美元体系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纵深太小，比较优势理论就是针对这些国家的。但是中国——从长期看还有印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农村还有6亿人，加上小城镇还有8亿人，加上四五线城市还有10亿人，这些人的基本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只要中国实行公平发展，让这10亿人有能力产生需求，就足以覆盖中国现有的所有产能。
中国号称有3亿中产阶级，尽管我并不认同这个数字，即使按照这个数字，中国还有10亿人等待上升为中产阶级，这个过程将产生多么大的需求，它可能将成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有14亿人，比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加在一起，还多四五亿人。中国自己就是世界，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在中国国内就能实现。 美国的比较优势，是中国通过努力可以赶上的，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美国通过努力也无法弥补的。中国2025高科技布局的战略价值正在这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如果追赶上来，中国的高中低，东中西梯次匹配就能够形成完善的经济格局，自己就能活得挺好，有了世界能活得更好。同时提供给了世界多样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在其在别的国家头上拉屎了。所以2025的意义，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中国唯一永远赶不上美国的领域是农业，美国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七倍，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是八倍还多，美国此外还拥有可开垦荒地近20亿亩。农业问题是中国的无解之痛，如果网上沸沸扬扬的藏水入疆的方案能够成行，如果海水稻能够真正实际应用，如果这些据说能增加中国8到10亿亩耕地的方案可行，这才是中国头号的战略大事。 美国说2025战略，危害了美国利益，这要看怎么说。如果说美国利益就是霸权利益，那么，2025确实影响了美国霸权的未来。如果美国的利益是和平发展，那么2025战略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反而会促进美国的利益，因为正像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竞争会促进双方的利益。从美国对2025战略的敌意看，美国并不真的相信自由竞争论。美国是玩弄双重标准的高手，骗了中国一大堆傻子。 美国精英阶层着急的就是，现在上来了一个二楞子叫特朗普，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企图把看不见的手——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操控，变成看得见的手——美国政府对世界经济的操控。特朗普是美国所建立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破坏者，中国需要好好的认真的研究，怎样利用这一破坏。
谣言三、中国偷窃美国技术，逼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1949年冷战开始后，西方就在美国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制定了原子能、军品和工业三份详细的禁运清单，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但自己不愿意卖，也不允许别人卖。实际上西方卖给或者通过合资企业输入给中国的技术，都是西方淘汰了并且认为中国在此基础上也不能有多大作为的老旧技术，尽管有可能个别企业偷偷打破了禁令，但都必将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厉惩罚。 美国不但建立了对中国的庞大而严厉的技术防范网，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性，美国一旦对中国发出制裁，不但被制裁的企业将遭受重大损失，连带着中国经济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这次的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都小心翼翼的对待美国，就怕惹怒了美国。 中国没有美国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那样的情报机构，从国家层面没有人受过那样系统的训练能够从美国严密的防范中偷窃美国技术，更何况即使是技术能够偷窃过来也是毫无用处的。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业。 汽车业的资深专家告诉我，所谓市场换技术，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汽车的核心技术，例如发动机，不是你有一套图纸就能掌握的技术，首先，你要有长期的积累，你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要这样。其次，你要参与设计，不但包括产品的设计，而且包括制造设备的设计，你才能够知道其中的节点、奥妙在哪里。然后你还需要参与制造和改进。 中国几乎所有合资厂都设立了自己的发动机制造厂，但是这些制造厂都还是在别人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制造，质量也远不如别人好。所以，多年来所谓的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把真正的核心技术换来，充其量只是换来了一些边缘技术，我们用市场换来的其实是就业，而非技术。 真正搞技术的人都知道，偷来的技术没什么用，充其量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既然如此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偷什么技术呢？这完全是个得不偿失的买卖。 谎言四、中国没有遵守WTO的规则。中国有没有遵守WTO的规则，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一个是WTO怎么说？另一个是美国有没有控告中国？ WTO的规则是以美国为主制定的，充分反映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利益，这其中也包括了争端解决机制。WTO前总干事拉米明确说中国没有违反WTO规则，这是一个最权威的回答。美国也没有为此将中国告上WTO争端解决机制，这说明美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结论是很清楚的。 谎言五、中国要打贸易战，中国不愿意做出让步。据说，注意，仅仅是据说，中国最早曾经想满足特朗普的要求，购买美国2000亿产品，但是双方团队在一起算来算去发现根本不可行，因为除了美国根本不想卖给中国的东西外，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东西卖给中国，有的东西，虽然美国有，但是中国想多买也不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 满打满算，双方团队也就搞出了一个500亿的单子，特朗普不满意，又捏着鼻子增加了200亿，这些东西中国买回来都不知道往哪卖。所以，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释放了最大的诚意。问题在于，美国的真实意图并不在贸易。所以经过多轮谈判后，中国已经明白了美国的真实意图，这个谈判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与美国企业界有广泛联系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Geoffrey Garrett有一段讲话，我将它照录如下： 【怎么看待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华尔街日报》曾经表达了一个观点，特朗普希望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章引用了两个例子，第一是计算机的芯片，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的电脑芯片大量销售给了日本和韩国，然后进入到中国市场进行产品组装，再将成品计算机出口到美国。在这方面美国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输出更多的芯片，这也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这不过是在财务上面做出改变，不会改变实际状况。 第二个例子是波音飞机。中国的航空市场正在实现长足发展，但为什么波音不在中国增加飞机的销售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产能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即便特朗普说我们希望波音飞机增加对华出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产能摆在这里。所以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来改变现状是不现实的。】 谣言六、中国误判美国，中国的宣传错误，促使美国围剿中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文章指出： 【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刚上任后，就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极大敌意。在小布什之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一直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在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缺乏两党共识。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 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0年1月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满，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 9•11之后，小布什曾脱口而出“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小布什将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就是“文明冲突”思维逻辑。（虽然小布什在之后多次否认美国和伊斯兰存在“文明的冲突”。）可以相信如果9•11没有发生，以小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右翼会把和中国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领域，也许会减缓甚至冻结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如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没有9•11，中美的贸易战可能在2001年就会发生。】 黄亚生对美国的两党问题有一定的偏见，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主张对中国进行经济战嚷嚷最厉害的，就是现在的民主党主席舒默。 美国今天对中国的围堵，在美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两党共识，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原因就在于，这是一场文明的战争，是由中国实力的增强引起的，它与什么宣传之类的事儿毫无关系，想想看，美国的政治家能看中国的宣传片吗？ 这种扯淡的事儿也有人信，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智商真的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中国在一开始，确实对美国的意图有误判，对于这个误判，中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等等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