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收入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是造成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是决定新工人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性变量。因而，本文的分析也从教育开始。 （一）教育 从整体受教育情况来看，2006年新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随后持续上升，到2015年新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9年。  图1中左图是按照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新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图1中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年龄计算的新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从左图中可以看到，2006年到2015年五个时期的调查结果几乎完全重叠，新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他们的出生队列后延而快速增长。“60后”和“70后”新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0年以下，而“85后”、“90后”和“95后”新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超过了12年。从图1右图中分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除15-19岁年龄组之外，其他年龄组的新工人基本上是年龄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越低。 （二）收入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文化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上文分析显示，新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最近10年有了显著的增长，从收入绝对值来看也有显著增长。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新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76元，2008年为1387元，2011年为2596元，2013年为3524元，2015年为4212元。 新工人收入增加除了源于人力资本要素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性增长。因此，新工人的收入水平变化不仅仅要看收入的绝对值，还要看收入的相对值。相对值才能真正表明新工人在收入分布中的位序变化。 为了方便比较相对收入水平，本文把2006年到2015年间五轮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在业人口绝对收入按照调查年份分别做标准化处理，形成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相对值。从相对收入水平来看，新工人的收入水平整体上并没有上升，其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在2006年为0.29，2008年为0.11，2011年为0.18，2013年为0.07，但2015年为0.17，反而低于2006年水平。 新工人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也会受到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不同影响。图2中左图是按照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新工人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右图则是把五轮调查按照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的年龄，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新工人平均相对收入变化。可以看到左图中各个时期新工人相对收入按照出生队列出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相对收入的峰值也是依次递推后移，如2006年调查相对收入平均最高的是1970-1974年出生队列，而2015年则移至1980-1984年期间的出生队列。右图中则重点展示了相对收入变化的年龄分布变化，新工人收入最高的是20-29岁年龄组和30-39岁年龄组。  （三）社会地位自评 尽管新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绝对值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在客观指标出现不一致变化时，主观指标可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新工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五轮调查的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为方便比较新工人主观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本文对社会地位自评进行了简化处理，把社会地位自评为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合并，自评为中下层和下层合并，这样就把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转化为一个二分变量，图3的两个图中呈现的是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新工人比例。左图中是按照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调查的顺序，分不同出生队列计算的新工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到2015年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是最低的。在同一年份的比较中，出生队列较晚的新工人的评价要高一些。右图是不同年龄组的新工人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可以看到各个年龄组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新进入该年龄组的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在下降。  ▍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 由于出生队列、年龄和时期存在着完全共线性的关系，一般的统计模型无法适用，因此本文试图使用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杨扬提出的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思路是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净效应。考虑到2011年的调查数据由于抽样设计的原因可能与其他年份不一致，故而本文所有的模型都做了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和不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的两个不同模型，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考虑到文章篇幅有限，同时也考虑到需要呈现比较完整的时期效应，本文只呈现了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一）教育获得的分析 本文以新工人为分析对象，可以假定他们的生活境况较为接近，从个体的生命历程来看，难以描述年龄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检验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见图4）。   从分析结果来看，时期效应假设成立，也就是最近10年新工人教育获得逐年递增，这与社会现实一致。其中，2011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凸起，应该与当年调查对大城市样本过度抽样有关。 从图4中可以看到队列效应的变化，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凹形，意味着在剥离了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之后，1970-1979年出生的新工人的教育获得既低于他们之前的出生队列，也低于他们之后的出生队列，假设1b不成立。造成凹形的原因与中国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社会流动有关。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大量农家子弟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在他们考上大学的同时，户籍属性也从农业户籍变为非农业户籍，因而在早期很少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工人。随着中国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农村考生在考上大学之后可以不转变户籍属性，很多农家子弟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也放弃了转变户籍属性，就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工人。所以，从队列效应分析中可以看到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畸形社会流动的“掐尖效应”。 （二）收入水平的分析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从表2的分析结果可见，新工人相对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年龄效应。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都显著，也就是新工人收入同样也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倒U型，假设2b成立，也就是新工人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随着年龄继续增加而下降。同时，教育年限与新工人收入是正相关关系。 从图5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明显要高于其他四个时期，2008年和2013年的时期效应都要低于0，2015年比2013年有所提升。可见，虽然劳动力供给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新工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但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出现逐年增长的情况，假设2a不成立。 新工人收入的队列效应系数变化的振幅较窄，其中1960-1969年出生队列的较低，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较高，假设2c不成立。造成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与1980-1989年出生队列新工人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增加有关。尽管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估计了教育对相对收入的影响，但教育除了直接影响到收入之外，可能还会通过其他路径，比如工作单位和职位等间接影响到收入，而调查数据和分析模型中并没有包含这些变量，所以教育影响也可以从出生队列的效应中体现。二是与调查时点有关。在2006年调查时，一部分“60后”新工人就已经进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后半期，身体机能下降导致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也较低。 （三）社会地位自评 本文将社会地位自评分析模型分为两个思路来测量：第一个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第二个是把社会地位自评合并分组形成一个二分变量，使用多层广义线性模型。从分析结果来看，无论是把社会地位自评视为一个定距变量还是视为一个二分变量，分析结果中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变动趋势都是一致的。因篇幅有限，本文只呈现了第二个思路的结果（见表3）。  x从年龄效应来看，年龄与社会地位自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年龄大的新工人和年轻的新工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假设3b不成立。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新工人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活压力和参照群体的变化。李培林等研究发现，生活压力在新生代新工人的行为和态度之间是一个关键性的中介变量。一部分青年新工人有足够的能力融入城镇社会，加之个人在青年阶段生活压力不高，他们可能怀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美好期望。中年新工人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同时还有融入城镇社会的种种困难，导致他们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低。年龄较大的新工人生活压力不大，加上他们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其参照群体更有可能是家乡的农村居民，这些因素都会使得他们的自评较高。  从图6呈现的五轮调查的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到2011年之间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是上升的；在2011年之后，新工人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呈下降趋势，假设3a不成立。考虑到2011年存在过度抽样，新工人在2011年社会地位自评较高可能是抽样所致。 从队列效应来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最高，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社会地位自评最低，假设3c不成立。这一点与“70后”和“80后”人群的个体生命历程有很大的关系，“70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的时候既没有文凭贬值，也没有遇到高房价的困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新工人身上，在其他人群中也有体现。曾有媒体报道称，五成以上的“80后”认为生活压力比“70后”更大（邱敏、李颖，2010）。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住房价格快速攀升的背景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进入婚育年龄时还能够在城镇里买得起房，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依靠自己的收入在城镇里购买住房的可能性下降，队列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出生队列的新工人生活际遇的变化。 在模型2中，教育年限变量从个体层次转移到群体层次。分析发现，教育年限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下降，也就是出生越晚的新工人，他们教育年限对自评的正向影响越小。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新工人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贡献之间的不对等是一个被讨论了许多遍的话题。从社会贡献来看，新工人承担了城镇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作，却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在城镇社会中往往都处于最底层。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新工人阶层社会地位低既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有关，也与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少、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劳动力供给的持续紧张，新工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同时，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新工人中出现了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新工人的教育结构也得到了一定改善。那么，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改变新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呢？就此问题，本文尝试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轮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在劳动力供给拐点即将出现和新工人教育结构改善的条件下新工人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评的变化。本研究发现，新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是出现了“逆成长”，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评均出现了下降。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在分析新工人教育获得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时，时期效应符合研究假设，呈现出增长趋势，而队列效应的分析则发现了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的“掐尖效应”。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作用下，教育作为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通过高考将农村人口中的学习尖子导流为城镇人口。在教育被认为可以改变命运的年代，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合力形成了农村人力资本不断外流的局面，这对个人而言是向上社会流动，但对农村整体而言却是人力资本的掠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塑造的人力资本大多数是适合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并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农村人才供给的空缺。 其次，按照一般的经济供需关系，在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提高，特别是新工人教育结构改善可能对收入有正面影响。本文分析却发现，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时期效应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显然与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结果不一致。由此可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作用来改善新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新工人阶层收入在年龄效应上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呈现出倒U型，队列效应上也是平均教育年限较高的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新工人收入水平较高。本研究也检验了教育在出生队列群体层次上的影响，分析结果也印证了队列效应实际上是生命历程与社会历史互动结果的呈现。 再次，新工人的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效应上呈现出U型关系，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新工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最低。从时期效应来看，新工人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出现下降趋势。队列效应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的1980-1989年出生队列新工人的社会地位自评反而相对较低，这与他们生活际遇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强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本研究也发现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的队列效应是下降的，随着出生队列的延迟，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正面影响在下降，“教育无用论”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上。教育队列影响下降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新工人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 总体来看，最近10年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新工人教育结构得到改善，却没有提高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教育与收入上的逆向变化增加了新工人的相对剥夺感，导致“80后”新工人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不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的新生代新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收入也较其他出生队列高一些，社会地位自评却最低。综合起来分析，新工人阶层最近10年来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自评，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反而出现了进一步下沉的趋势。 在上述的经验研究发现之外，本研究对社会政策亦有一些启示。本研究证明，即使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市场因素自发调节和纠正新工人受歧视的地位仍难以实现。即便是在研究者认为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新生代新工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仍是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社会地位自评下降。这一现象提示政府，仅仅依靠在户籍登记上改变新工人户籍属性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可能在城镇社会形成一个以新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同时，政府还需要反思高等教育制度，在长期的“掐尖效应”之后，人才匮乏已经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弥补“掐尖效应”导致的农村人才真空，那么农村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本研究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所使用的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在概念界定上，把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分成教育和收入两个部分来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最后，在模型设计上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变量。这些问题有待未来的研究继续深入讨论。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原题为“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感谢《社会学研究》授权编发。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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