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列挑战，开展生态安全斗争

四、敬畏保护自然与开发利用自然相平衡

大自然作为人类的“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23]与地球上各类生物相比，人类是万物灵长，是伟大的，但是与地球大自然相比，在大自然的强大规律下，人类是渺小的。登山者费尽千辛万苦，然后呼喊“我把珠穆朗玛踩在脚下啦！”其实，那只是幻觉，他在峰顶很可能坚持不了燃一支烟的时间；漂流者耗尽体力才泅渡彼岸，然后高喊“我征服了黄河！”其实，那也是幻觉，他只是征服了自己的虚荣心。山峰依然挺拔伫立，大河依旧咆哮奔腾。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北海底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印度洋大海啸，波及近乎所有印度洋周边地区，远及波斯湾，众多城市与乡村，无数家园，几十万居民，瞬间就没了。此后的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世人一再见证大自然的强大威力。大自然令人敬畏，必须敬畏。

但是，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类不能碌碌无为，不可束手待毙。对于整个自然界来说，人类如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着相同的自然本质。然而，一般生物只能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自然，人类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具有属人的本质或者表现形式。依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现实的自然界是“人本质的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广泛而深刻地打上了人的烙印。

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就是大自然，太自然而然了，万物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长，自然而然地灭。在现代文明兴盛之前，人类虽然能够对自然产生影响，如毁林开荒，涸泽而渔，修堤坝，开沟渠，但是对大自然的影响很是有限，千万年间，最多只是对地表打上斑斑印记。然而，现代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出现，而且大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之后，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不断加速、加大，最终改变了生物圈的自然生态过程。“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和理性，逐步从自然的状态下提升出来，从生物圈中分离出来，打乱了地球表层进化的秩序，改变了自然进化的动力，自然进化已被社会进化、文化进化所取代。”[24]

一方面，人类凭借科技与工业的臂膀，在与自然力作用（包括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争取到相对自由、相对主动的地位，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人类差不多成了大自然的主宰、主人；另一方面，一部人类（所谓经济社会精英）的理性，近乎被置换为资本的贪婪成性，经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放大，近乎无限膨胀，竭尽所能地把大自然的一切，都要转化为私人拥有的财富、可以簿记为长长数字的金钱，取绿水青山而代之以金山银山，如此人与人之间主要因劳动异化而形成的对立，不断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智力成为决定社会、决定生物圈乃至决定整个地球命运的主导力量。大自然越来越非自然化，非自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性。可以说，人类对自己的智力越是自信，文化进化的速度越快，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威胁也就越大。人类似乎掌握了大自然的命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可以通过毁灭大自然来毁灭自己。如果他的理性没有被资本的贪婪成性完全置换，那么他就不会用无限的资本积累来毁灭自己，如此他就必须敬畏爱护大自然，化解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首先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从1987年中国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到2017年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全世界近乎每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森林火灾，烧毁林木，污染空气，造成经济损失，毁坏野生动物家园，形成或大或小的生态灾难。倘若相关过火林区，此前得到及时有效合理砍伐，就有可能使森林火险得到较好地控制或处置。由此看来，生态安全不只是顺其自然，环境保护不只是消极守护，合理利用与积极开发也是对自然生态形成一种有效保护。“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5]合理利用就是一类有效保护，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发展。

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最终解决，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绿地如筃，人与自然基本上实现了和谐。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优美、生态良好，差不多是以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生态环境恶化为前提，他们在人口占比上虽然是少数，却消耗掉了全世界大多数资源，美国人均消耗的资源能源就是中国人均消耗的5-6倍，他们制造的多种生产与生活垃圾甚至核废料，多年来一直通过国际贸易源源不绝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前不久，中国政府才颁布禁令，禁止从英国等国进口废旧塑料。早些时候，中国的一些沿海省份的某些城镇村庄，把进口拆卖发达国家的废旧电器当作一种产业来经营，诸多企业、家庭凭此而发家致富。

帝国主义总是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通常搞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色”同样体现在环境问题上。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上鞭先着，也因此打开了人类环境的“潘多拉匣子”，不仅给清洁的地球泼了第一桶污水，而且几百年间从未停止过泼洒。当发达国家通过“边生产边污染”的方式，实现了富裕繁荣强大后，他们为提高生活品质，便将那些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差不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再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三高”产品供本国居民使用。很显然，跨国投资使跨国污染实现了转移，这样便有了发达国家居民与发展中国家居民之间的矛盾。

在接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的发展中国家，在高排放、高污染环境中生产与生活的，差不多都是底层民众，是广大无产者，他们是环境污染的最终受害者，而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产者、管理者从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企业中获取巨额收益，他们本人通常都会远离危险品、危险环境，纵使环境恶化了，他们可以携带家眷到清洁安全的地方，甚至移民到西方国家定居。很显然，这里存在着无产者与资产者、底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矛盾。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常年徜徉于风景如画，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居民整天沐浴着臭脏乱差。当发展中国家用血、用汗、用泪换得一丝生存发展机会的时候，发达国家则举起环境保护的大旗，拉响全球暖化的警笛，划出了碳排放的红线，要刚刚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贸易摩擦、经济摩擦的背后，是话语权、主导权的落差，是强权霸权与反强权法霸权的矛盾。很显然，这便有了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实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要提到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上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五、实施国土整治，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6]党的十九大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响亮地吹起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号角，“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7]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发达”，主要在于生产力强大，强大的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生产能力强大，更有潜在的后备的生产能力也很强大，即只要有迫切急切的需要，就能够迅速组织、动员、启动潜在的生产能力，不仅在工业品上如此，农产品上也是如此。去过西欧的人们，会见到蓝天白云，如筃绿地，宽阔平整而立体交叉的道路，不仅道路立体交叉，甚至河流也有立体交叉。这些都是国家综合发展——国土整治的结果，让每一片甚至每一寸国土都有现实或潜在价值，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在国土整治上的努力与成效更为明显。1929年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大萧条”，股市暴跌，企业破产，经济衰退，失业猛增，矛盾尖锐。为刺激经济恢复景气，美国政府采取并创新一系列政策，包括运用凯恩斯所称的“先找一帮人来挖坑，再找一帮人把坑填上”的办法，实现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从胡佛到罗斯福到约翰逊等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干了很多“挖坑”与“填坑”的工作——大兴国土整治活动，诸如胡佛水坝建造，田纳西流域开发等等。胡佛水坝的建造，不仅驯服了如野兽般奔涌的科罗拉多河水，而且把坝内蓄水源源不断地引入一望无际的沙漠，南加州与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70多万公顷土地变成了良田；正是在充沛的科罗拉多河水的滋润下，干涸的沙漠绿洲小镇——拉斯维加斯——成为内华达州最大的城市，成为闻名世界的赌城。

挖坑填坑看似做无用功，实际是一种生产能力的积蓄储备，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挖填过程就是国土整治，让无用低效的国土具有更大的生产潜力、更适宜国民生产生活。发达国家在人工干预环境、使之适宜人类居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惊人效果。然而，当他们实现繁荣富强并整治好自己的国土后，便输出生态环保组织，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全人类利益等名义，干扰破坏发展中国家修筑水坝、河流改造、国土整治的计划与行动。很显然，这是强权政治之双重标准的赤裸裸体现。

中国国土广袤，但是能够有效高效利用的国土比例较少，能够用于农耕且能实现稳产丰产的土地少之又少。尽管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但是生产力总体低下，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更多的只是适应自然。沙进人退，河流泛滥改道，风暴潮引发海水倒灌，都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威胁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掀起了大规模国土整治工作，先后治理了淮河、辽河、黄河等诸多水害，取得巨大实际成效。试想，没有淠史杭等灌溉工程的修建，怎么会有江淮大地的河晏湖清？没有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红旗渠，河南林县水浇地怎么会从不到1万亩增加到60万亩？没有五六十年代大规模长时期兴修水利，怎么可能有后来联产承包的丰产高产？

然而，由于近几十年来近乎掠夺式开发利用（大量倚重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大量耕地出现土壤板结、有机质降低、重金属污染严重等系列不良后果，地面因地下水超量抽取而下沉、水面因房地产开发以及自然淤积而收缩，水体因无度排放而污染，草地因过度放牧而退化，林地因滥伐滥采而退缩。此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渐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东南沿海降水充沛、光照充足、热源丰富、土地肥沃，更适宜耕种，生产粮食，然而珠三角、长三角在改革开放后因承接国际分工，传统的农耕区、粮食主产区的农耕地，纷纷成了工业用地、住房用地、硬化道路用地，“鱼米之乡”早就名存实亡，从域外输入鱼米。与此同时，华北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日趋贫瘠，却承载着持续生产、输出粮食的重任。西北严重缺水，使得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日趋严重，沙进人退，环境日益恶劣。前三十年国土整治的老本差不多啃噬殆尽，虽然近年来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力度，但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态势依然明显。在粮食安全的重压下，中国人、中资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到海外种地，进行粮食生产。

有鉴于此，新一轮规模更大、更具成效的国土整治工作应当尽快谋划实施。近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的成功启用，大大缓解了京津乃至华北地区地下水位下降、水质变差变坏、城市地面下沉、环境恶化加大等一系列压力。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外贸出口下滑，普通商品产能过剩，持续强劲增长多年的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向经济发展进入瓶颈，相关产业企业向内地、尤其是向海外转移成为大势所趋。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借产业企业向外转移的态势，应当对珠三角、长三角实施大规模国土整治，拆除废弃的厂房、揭掉硬化的地面，恢复农地耕地水地，增加绿化用地。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论证、设计、施工，把“中国建造”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剩能力调动起来，恰当而充分地运用到西部国土整治上来，用西部国土整治引领西部开发，以西部开发促进地区平衡发展，解决近些年来我国西部日趋严峻的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问题。

亚洲地区80%的大江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千万年来，我国雪域高原融化的清泉，汇成溪流奔涌境外，滋养他国土地他国生灵。与此同时，我国土地以及国土上的生灵，长期忍受着干旱的煎熬。过去，我们生产力低下，科技落后，经济贫困，对于宝贵水源白白流失无可奈何；今天，中国拥有了截流分流河水、甚至改变河水流向的一切资源和能力，只是缺乏竭诚尽力为本国本民族服务的强烈意愿与坚定意志。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为国家平衡发展、长治久安大计考虑，中国应当在跨境河流（支流或干流）上修建更多的大坝与水库，把宝贵的而白白流失的水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引向干渴的西北地区。特别强调的是，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大坝水库，更具战略意义，不仅可以满足南水北调西北干旱地区，而且可以显著增加中国对印度的战略筹码与战略压力，包括以水换土地（没有水，印度的圣河就是死河），遏制纠正印度不断增强的地区扩张主义、始终以中国为敌的错误战略。

粮食是光照、土地与水资源密集产品，大西北光照充足、土地广袤、缺乏的是水源，只要有水，就能生产粮食，就能成片开发，就能有更多的欣欣向荣的乡村与城镇，把一个个绿洲连接成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如此，便可以承载更多的移民与居民，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均衡发展，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8]南水北调，外流内引，是我国国土整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策略举措，也是我国发展生产力、储备积蓄生产力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