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列挑战，开展生态安全斗争

二、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从中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共同记忆，集中体现为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例如，人类为了生存，通常逐水草而居，但是水草丰富充沛的地方容易出现洪灾，这样大洪水，以及如何抗争水害，如何治水，在东西方的文献中都有很多记载或描述。人类社会正是在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走向文明。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直至今天，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安全，不发展恰恰是中国的最大不安全。发展集中为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能力。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条件总体上就比较恶劣。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但是很多地方不适宜人类居住，高原大山巨川、荒漠戈壁盐碱地远超出半壁江山，西北大片区域降水稀少，有的地方少得终年可能无一滴降雨；东南冲积平原的“鱼米之乡”也易旱易涝，旱时，可能颗粒无收；涝时，一片汪洋泽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诸如水灾、旱灾、地震、风雹、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病虫害、森林火灾等各类灾害应有尽有，每年都会频繁发生，而且灾害共生伴生现象突出。正是生存发展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中国才不会有所谓“资源魔咒”，中华民族最终培养出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一系列优秀品质。

正是与自然的斗争、对自然的改造，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史上最为辉煌的农耕文明，无论是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还是历史故事（如大禹治水），都集中反映出中华儿女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豪情壮志，鼓励一代代后人不屈服“自然秩序”、超越“自然安排”的精神意志。浩瀚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基础部分，正是这一历史性伟大斗争的结晶。试想，没有都江堰的建造，就不可能有“天府之国”；没有京杭运河的开凿，怎么会有南北的融合发展；没有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何来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例如，正是有“大禹治水”的自然斗争，才有部族、民族融合的人际斗争（治水的指导思想是以邻为壑还是守望相助），才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斗争（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需要全国一盘棋）。

今天的中国，自然生态状况在很多地区很多情况下，非但没有改善，而且有的更加恶劣，更加脆弱。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适宜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门槛——开发的面积仅有180余万平方公里，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陆地国土空间的55%，在一些地方杂乱无序的工业化的影响下，这些生态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地区更加脆弱。城镇化如火如荼，但是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受地球变暖、地质活动活跃的影响，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多年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遭遇过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占国土面积70%的山地高原区域，山体崩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由于人口众多，分布广泛，自然灾害总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危害。过去，在国家积贫积弱、生产力低下的情形下，每一次自然灾害，不仅直接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而且往往引发次生、伴生或衍生灾害，甚至大规模人为灾难，如旱涝灾害引发饥荒、内乱甚或外敌入侵。天灾导致人祸，人祸也会加剧天灾。内乱甚或外敌入侵导致无政府、弱政府状态，国家治理能力衰弱，从而使得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危害更加严重，养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淮河长江时而不时泛滥成灾。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听天由命，被动地、消极地适应自然，任由自然灾害肆掠。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科学手段以及更大的能动性。“三大改造”甫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就向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发出“向自然界开战”的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3]

科学合理评判一项发展战略与安全政策，一定放到特定历史时期、既定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考量，不能简单地武断地套用当今的、世界的环保标准或自然规律来评价、做结论。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山东莒南县委工作组报告上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14]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兴起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风潮，“向地球开战”。河北省遵化沙石峪村成了新愚公精神的典型。沙石峪村，距离遵化市区东南20公里处。解放前，沙石峪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之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勤劳朴实的沙石峪人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先后使400亩荒山变成良田，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今天，一些不知深浅的学者，肆意批评沙石峪人愚与笨，劈石造田，破坏自然，不会用集体搬迁或外出打工的方式灵活以对。实际上，所谓愚公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一家一户一人可以搬迁，可以出走，整个中国往哪搬？全体中国人民往哪迁？不战天斗地，行吗？“愚公精神”在于直面困难，敢于担当，艰苦卓绝，玉汝于成。

中国如今已是世界坐二望一的经济大国，然而仍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人口财富密集在“胡焕庸线”以东与山海关以南，拥挤在大中城市，广袤的西部地区，人迹仍有罕至；广大的农村地区，人烟愈发稀少。这都是生产力低下或发展不足、不能适应自然的集中体现。在河北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4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调研考察时强调，“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15]

三、与破坏生态环境作斗争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同各种自然灾害斗争中，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减少自然束缚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而且不断发扬光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与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今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即透支自然、破坏生态，最终恶化了中国人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很多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剜肉补疮、得不偿失。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自然生态空间过度挤压；土地沙化、退化及水土流失不容忽视；水资源严重短缺；城乡人居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挑战；气候变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等等。

因此，在与各种自然灾害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与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积极努力保护自然，修复自然，恢复自然平衡及其应有的生产能力。保护自然与修复自然应当确立自然界地位优先的思想理念，如此方能尊重自然规律，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表现不仅局限在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体，而且指不管人类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自然条件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16]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源泉，也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恩格斯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17]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必须投入人类劳动，劳动和自然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因此，必须确立自然地位优先的思想，没有自然，没有完好的自然，失去正常生产力的自然，也就失去财富创造的条件，甚至失去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定时空中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危机状态。引发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自然本身问题，这一点应当不可忽视。恐龙灭绝，科学家主流意见就是自然环境恶化，不能怪罪人类穿越到六千五百万年前去破坏毁坏自然环境；今天的地球气候变暖，就有一批科学家认为，地球自身变化可能占据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更有人类不当或过度活动导致的，集中体现为市场失灵、政策失误以及科技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市场失灵。资本主义发展把市场调节机制推向了极致，理性经济人（人格化的资本）用市场杠杆把对财富的追求推向极致，导致市场失灵，负外部效应（外部不经济）越发严重。资本逻辑与积累规律，有使一切物品趋向稀缺化的倾向，从而使之变成可以交换获利的商品。没有土壤的污染，有机农产品绿色产品不可能奇货可居；没有水体的大规模污染，作为水的星球，水（瓶装水桶装水）就很难正成为水贵如油的商品；没有城市的空气污染，度假村农家乐海景房等也很难成为城市中产阶层蜂拥追逐的对象。短短几十年间，在中华大地上，包括劳动力、土地、水等近乎一切物品，都成了商品。

其次是政策失误。人总是有缺陷的，政府是人的集合，自然也会有相应的缺陷。当然，政府作为一类有机组织，可能减少个人缺陷，也可能放大个人缺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政府成为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甚至还有自己的私利，这是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主张。有鉴于此，决策失误、政策失误就难以避免。在中国，过去一段时期盛行的以经济增长（GDP数字）论英雄，“先污染，后治理”等等破坏生态恶化环境的举措，也是政府积极推动或默许认可的。

第三是科技不确定。科技是生产力，与此同时，科技也是破坏力。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如果不当或过度使用，也会破坏自然生态。科技集成进步，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总体呈现恶化态势；作为破坏力的科技，既可以通过“创造性毁灭”来破坏自然生态，如新技术替代就技术，造成原有生产能力（表现为相关各类物资）的浪费，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也可能直接就是“毁灭性毁灭”来破坏生态，如塑料的发明使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近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据环保专家测算，海洋里沉淀或漂浮的塑料物品比人类数量还多。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后起的、专心致志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原本具有一系列的后发优势，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比如原来工业化国家犯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理应可以避免。但是，实际上，中国眼睁睁地踏上了一边生产一边污染，而且水体土壤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大河上下，很少没有污染，大江南北，很少不被污染，真可谓“国在山河破”，[18]以至于不堪重负，表现为相关各类疾病高发、不孕不育比例越来越大、相关社会矛盾越来越普遍而尖锐等一系列恶性后果。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9]中国在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斗争中，既有不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生产力相对落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相当突出，依然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关法治道德建设比较滞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发展与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包括高污染高排放的产品生产），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改善修复工作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发展理念、法治道德建设等等在不断推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不仅奠定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而且奠定了实现人与人和谐的基础，由此决定了中国相较于世界、相较于西方，更能够有效应对各种人为环境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业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开展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做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外交上、军事上各种斗争的准备，层层负责、人人担当。”[21]举国上下应当积极快速行动起来，打一场保护自然、修复自然、恢复自然生产力的人民战争，与各种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2]为此，必须从战略、战役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在政策上、战术上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措施，实现低耗高效发展，绿色发展，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