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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是由水体、土壤、大气、森林、草地、海洋、生物等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威胁和破坏的状态，以及应对内外重大生态问题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公布施行）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核心指导思想就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一、维护生态安全必须同时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先人早就领会可持续发展。“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①]，道理很简单，“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②]，森林烧毁了，野生动物没有藏身栖息之地，来年当然也就没有猎物了。所以，必须依照自然规律来安排经济活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国家依照自然规律来有序地安排经济活动，最终使得老百姓不愁生老病死，那么这个国家实现太平就有希望了，依照当今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王朝、所有统治者都能明白，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的深刻而长远意义。四大文明古国，在很久以前，只剩下了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都消失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善待自然，而最终被大自然惩罚了，除名了。这个解释也很适合中华大地上的“楼兰”、“高昌”等古西域那些绿洲王国，这些一度兴盛甚至称雄一方的王国，因为扩张无度，发展无序，最终因沙进人退而消失，留下的只是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遗址以及文学家们无病呻吟的慨叹。
所以，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④]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他在引用恩格斯的上述告诫后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⑥]大自然胸怀博大，对于遵规守律的芸芸众生，通常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大自然也锱铢必较，对于贪婪无度的莘莘愚氓，通常也会给予严厉惩罚。
历史教训众多且深刻，但是后人很少鉴古以知今，不断重复着昨天的愚昧故事，对自然索取无度，持续破坏自然。而当自然最终发出威力，人们受到自然的惩罚报复时，才知道自然的伟大神圣，才会毕恭毕敬小心翼翼，才急急忙忙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大自然似乎越发脆弱，人类一边竭尽攫取破坏，一边努力修复改善，修复改善的速度程度往往赶不上攫取破坏的速度程度。于是乎，跨阶层、跨领域、跨国界、跨区域的环保力量纷纷涌现，环保话语越来越响亮，以至今日，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但是，世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人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人类所能努力且有所成效的只能是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熵值（系统的紊乱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⑦]，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存在物，人具有自然和社会之双重属性，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辩证统一。劳动把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改变了自然，即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同时也改变了人的本身。劳动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对立统一中实现相对和谐。但是，进入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劳动出现了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⑨]劳动者为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而劳动，而不是劳动者的正常生存发展而劳动，如此使得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越发突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扰乱”。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⑩]当今，日趋严重的世界生态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与物质财富增长，物质财富增长等同于资本积累。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资本积累就是资本雇佣劳动，把自然资源这一人类公有财物转化为私人财物，把有限的自然资源无限量地加工成经济财富。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少数人财富的积累，一端是多数人贫困的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积累正是资本积累规律下的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正是人与人的矛盾激化的映射。
基于异化劳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在自然界的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是人与人的矛盾的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深化。生态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凸显，更深层次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利益斗争的结果。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正本清源，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有根除劳动异化、社会异化，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界的异化”，才能解决自然问题，解决生态危机，从而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处。
生态环境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保护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前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生态问题的研究分析，认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前提。今日世界，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就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些资本家的理性上，一些国家的觉悟上，一些国际组织的行动上。“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11]要想真正解决生态安全问题，必须从社会制度这一基础层面着手，寻求社会变革。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他任何道路只能是技术性的、一时性的、表面上的，最终都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唯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方可实现。也唯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人的和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