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注重杠杆与支点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国的战略安全要大，目标宏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护航；要深，深谋远虑，深耕细作，着眼国家核心与重大利益，从维护安全到塑造安全，引领塑造国际新秩序；要远，登高望远，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占据人类道德高地，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的战略安全应当是在主义定向前提下的问题导向，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顶层设计。“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24]战略安全，必须充分借助杠杆与支点。
充分发挥情报力量的作用。战略安全应当直面国际斗争，有效应对国际斗争，必须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英美称霸世界治理世界一个成功的经验是，公司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协同推进，英镑英军英谍、美元美军美谍一个都不能少。公司企业拓展海外利益，把本国货币撒播世界，即货币国际化；情报机构及时发现现实或潜在风险，也包括发现利益；军事力量做后盾，巩固利益，清除风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兵如神，情报先行。情报搜集具有知彼进而也具有知己的作用，在关键时刻，于关键场合，情报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为商业力量、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所不能。情报机构就是有效应对国际斗争的不可或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美西方国家不仅独自积极致力于情报活动，而且还拉帮结派、组织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络，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组建的“五眼”体系（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积极分工搜集并分享情报。情报机构可以全面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际博弈服务，当然也包括为商业竞争服务。例如，1994年法国的空中客车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订单，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该交易有不光彩行为，于是积极介入，敲法国人的竹杠，最终迫使空中客车公司把煮熟而到嘴边的鸭子交给了波音公司。
稀土，内含世界上稀有但是十分重要的金属，是一个典型的战略资源。但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把它当作一般商品向国际出售，而且因为大搞“有水快流”，国有、集体、私营、各类合作合资企业蜂拥而上，彼此间恶性竞争，最终让稀土卖出粪土价（相当于南太平洋小岛出口的鸟粪价），宝贵的战略资源肆意被消耗、被浪费。铁矿石，地球蕴藏十分丰富，是一类普通的大宗商品，但是中国曾经多家企业独自进口，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国际三大矿业巨头（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选择一家与中国多家（一度高达12家）企业谈判，各个击破，而且还策反了北京大学毕业生胡士泰作为商业间谍，清楚地掌握了中国钢铁行业、企业的底牌和筹码，如此一个普通的大宗商品，活生生地演绎了“豆腐盘成猪肉价”，约略估计的经济损失在8000亿人民币。稀土贱卖，铁矿石贵买，只是中国利用国际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因为当“菜鸟”被宰割的范例，其中不难看到的是，不仅没有战略，连基本的策略也没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情报、谍报力量在关键时刻扮演关键作用。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使用情治力量参与相关竞争与博弈，但是在相关竞争与博弈中，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防谍意识。
科技是一个重要杠杆，科技创新是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25]
近代西方，之所以能超越东方、凌驾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重视自然科学，致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而产业革命。科学技术就是战略安全的强有力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火药的出现与广泛使用，颠覆了昔日的刀光剑影，冷兵器时代成为历史，曾经凭借快马弯刀而四处征战的彪悍匈奴而后蒙古大军，彻底成为过去，解除了千年来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区区三万士兵（七千英军加上两万多潮州勇士）胆敢发起鸦片战争，而且竟然打败了几十万清军（包括一度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将割地赔款的屈辱强加给文明古国、泱泱大国的大清帝国，凭借就是坚船利炮所代表的领先科技。有鉴于此，极少数清醒的中国人大声叫喊，师夷长技以制夷。
科技是生产力，也是破坏力。作为生产力，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政治文明，这也是普通大众最能切身感受的。然而，科技也是破坏力。火药可以开山辟地，显著提高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能力，但是火药也可以用于人类自相残杀，火炮炸弹的杀伤力比刀枪剑戟不知要大多少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谓是真正的毁灭性力量。科技总是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促进发展，一面则是危害安全；使用得当，促进发展，使用不当，危害安全；在好人手里可以用于发展，造福人类，在坏人手里，可以危害安全，损害大众。不过，有一点很清晰，越是先进的科技，两面性就越突出，杠杆作用就越明显。中国要想赢得对美西方全面而牢靠的竞争优势，彻底扭转博弈中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比美西方掌握更多、运用更好的科技杠杆。
金融也是一个重要杠杆。前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强调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第一条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第五条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26]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27]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28]
美国拥有超强的金融实力，金融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主义能为美国统治集团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华盛顿与华尔街——作为前台两个不同分工的伙计——沆瀣一气，合伙共谋，一个寻求政治利益，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附庸；一个寻求经济利益，谋取甚至劫掠对方钱财。所以，今天的美国，搞霸权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美国，往往既要钱，又要命。乱社会、乱政治与乱经济、乱金融，一体两面。多年来，华盛顿往往在明里挥舞政治乃至军事大棒，华尔街在暗里布下金融罗网，大棒搅乱社会、搅乱政治，搅得相关国家人心惶惶，市场动荡，华尔街便通过金融做局而赚得盆满钵溢。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很早就成立开放社会研究所，孜孜不倦地研究、策动“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情形而采取不同对策，在实施“颜色革命”的同时，伺机发动金融攻击。很多国家在应对“颜色革命”时，往往顾此失彼，好不容易平息了“颜色革命”——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在金融经济领域损失惨重——丢失了钱财。实际上，没有经济实力支撑，政权最终也难以为继。
有了杠杆，还需要支点。我中华崛起之长征大致历经三大阶段，即站起来做人，富起来成人，强起来当巨人，从救亡图存，到发家致富，再到拥有掷地有声的国际话语权。[29]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30]中国由富到强，必须实现几个跨越，在国际上，一个重要的跨越就是进入印度洋。印度洋周边蕴藏着世界最丰富的资源，印度洋是世界海权与制海权的中心。“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31]谁接近了印度洋，谁就接近了世界资源，从而也就接近了世界政治；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资源，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作为“巴铁”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捷径、战略通道。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口出豪言，给我一个支点，一个足够长的硬棒，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国家战略安全中，光有杠杆还不行，还需要切实可行的支点。如果货币是杠杆，那么支点就是国家政权，可以借其实现体系性剥削，掠夺整个国民财富；如果资本是杠杆，那么支点就是企业，攫取剩余价值，实现对劳动者个体的剥削。国际金融寡头，正是借助资本扩张与经济金融化，逐渐控制一个个国家的货币，而后实现体系性剥削。
“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当前与长远两大时机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如果“一带一路”是杠杆，那么巴基斯坦就是重要支点；如果中巴经济走廊是杠杆，那么瓜达尔港就是重要支点。因此，强化杠杆、夯实基点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与巴基斯坦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称霸或治理世界的丰富经验，如网络同盟国家，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实际上，都是让杠杆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支点。中国永远不称霸，而且彻底抛弃霸权主义，但是寻求更多更好的海外支点，对于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都有事半而功倍的积极意义。
注意：
[①]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讲话（2013年4月7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⑥]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8月1日）。
[⑧]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6年12月26-27日）。
[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⑩]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1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0月8日）。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1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6]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6页。
[17]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12日）。
[18]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4日）。
[19]【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825页。
[21]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上的讲话（2014年12月23日）。
[2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2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24]《荀子·劝学》。
[25]习近平会见嫦娥三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2014年1月6日）。
[2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7]江泽民《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7-428页。
[28]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1月3日）。
[29]江涌《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5页。
[30]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31]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页。
【江涌，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18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