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列挑战，维护战略安全

三、战略资源与资源战略配置

确保正确的组织路线，以及用正确的组织把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真正不走样的贯彻下去，都需要合理而充沛的资源。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其实，这正是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所反复强调的，党领导一切，提纲挈领，抓住要害。毛泽东主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4]共产党要治国理政，实现百年目标与伟大梦想，必须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必须得国境之民而安之，使之“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5]，这需要庞大的资源支撑。“党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党和政府要近乎掌控国家的一切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国家的很多优质资源掌握在党外、体制外各类主体手中。党和政府在诸多方面而且将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因为资源有限而捉襟见肘，甚至英雄气短。在关键时期，于关键节点，资源以及资源配置问题，往往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16]然而，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从原来的绝对优势、近乎绝对垄断，到如今三分天下不足其一，而且在不断推进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占比例仍会不断降低。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安全，以及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经济操控的经济安全，“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17]，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8]

在所有生产要素中，人是最能动的要素；在所有资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上下五千年来，中国在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影响力，与生生不息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定比例密切相关。10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35%（世界3亿，中国宋金1亿），2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30%（世界12亿，中国4亿），100年前中国占世界人口25%（世界16亿，中国4亿），200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21%（世界62亿人，中国13亿），2014年中国内地人口13.64亿(不包港澳) 占世界总人口18.84%。预计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人口18%（世界78亿人，中国14亿），50年后中国占世界人口10%（世界100亿人，中国10亿）。中华民族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降低。与此同时，穆斯林、黑人、拉丁美洲人口的占比不断提高。此外，在中国人当中，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加快加重、青壮年身体素质不高、育龄妇女生育能力下降等一系列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问题，日趋突出。事物的性质是由一定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在中华民族人口正在发生历史性量变之时，应当深谋远虑，防止量变演化为质变。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预言，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世界。粮食、能源与货币都是战略资源、战略要素，必须从国家战略安全视角加以统筹应对。

君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供给是农业的核心。粮食不仅只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战略物资，一种政治手段。中国历史上齐国对鲁国、越国对吴国都使用过粮食战，世界历史上美国对夏威夷、对海地等国也使用过粮食战，导致后者的混乱、臣服或依附。当今，来自美西方的ABCD世界上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垄断着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作为大宗商品的粮食早已被高度金融化，华尔街在粮食市场（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可翻雨覆雨。世界粮食从生产（如种子）供给到交易定价，主要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是现代化的核心。能源尤其是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石油不只是一般能源商品，事实表明它早就成为一种“政治密集型”产品，成为国际关系博弈的筹码，成为国际较量的政治武器。美国学者克莱尔在《资源战争》一书中说，石油对美国而言不是意味着燃料，而是意味着权力。地缘政治的实质是资源政治，中东富藏石油，因此要控制石油，首先要控制中东。1988年与2000年“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的布什父子，先后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并相继对富藏石油的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确定的军事主动来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从而为能源与金融寡头获取垄断与投机收益。

著名银行家乔治•索罗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19]卡尔•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可以说是有关资本研究的极品，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即便如此，马克思也认为，“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20]1971年经由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纯信用货币，也就是说，美元已经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但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凭借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与政治经济秩序、凭借其在世界范围内培植的代理人组织体系，硬是把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烘托成“美金”，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关键货币。由此，从美元铸币税、美元计价结算、美元储备、美元衍生品、美元国际环流等一系列美元产品与服务中获取巨大收益，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为维护霸权，美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充分发挥军事（掌控能源资源运输通道）、金融及其机制（掌控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的定价权）、科技（信息技术）等综合优势，对粮食、能源与货币等战略资源的操控一刻也不会放松。通过科技发展，如玉米酒精和生物柴油，打通了粮食与能源的关联，把美元这一美国发行主导的世界货币，建立在“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联合支撑的基础之上，使得一度危机四伏的信用货币美元更加稳固；通过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用美元计价与结算，美国控制了粮食、能源的定价权。这些战略资源，世界各国尤其是致力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须臾不可或缺。如此，使得美国霸权有了有效的杠杆与支点，有了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

综观国际市场，各行各业横刀立马的近乎都是垄断寡头，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只是存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之中。然而，我们不少专家学者或重要决策人员，却执拗地相信“世界是平的”，可以立足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粮食、能源问题，把美元当成“美金”无止境地加以储备。2004年，中国采购美国大豆，遭遇巨亏，大豆期货多支付15亿美元，大豆加工行业亏损80亿元以上，相关中国粮企油企纷纷陷入困境，一举被外资渗透甚至控股。中国的粮食城防由此打开缺口，2017年大豆进口超过9500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90%，豆油压榨量80%为外资控股或参股，豆油价格、品质等均为美资控制。正是在经历一个个巨大损失而得到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有了如今前所未有的安全意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21]但是，与美国的霸权霸道霸气的做法相比，我们的应对通常只停留在个别局部，还比较初级，理应在战略高度综合统筹加以应对。

四、安全和发展并重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富、经济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还没有赢得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明显竞争优势，共同富裕的目标依然遥远，因此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需要发展。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而且，发展还要有一定的章法，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言以蔽之，最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是其最鲜明的主线。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突出“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一再强调“安全是头等大事”；发展并不自然带来安全，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只会越来越多。当今世界，闷声不响发大财已经越来越难。有鉴于此，要实施安全和发展并重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到维护发展不停步、应对威胁不手软；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可持续发展都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带来一系列安全问题。条分缕析各类风险后，一个清晰的结论是，违背基本发展规律就会带来极大不安全，即根本性风险。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规律，在各领域发展过程中，违背该领域的基本规律，就会引发风险，带来安全问题。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商品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原则进行等价交换。只有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交换才会有利可图，个别劳动时间低越低，利润空间就越大。因此，价值规律要求经济主体必须努力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产出，即效率原则是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基本原则。违背基本规律与基本原则，依靠或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从事经济建设，把社会运动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结果只会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规律，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为防止因财富占有与分配不均，导致社会矛盾恶化而令共同体解体，公平正义这一基本社会原则便呼之欲出。公平正义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基本权利，要求共同体遵循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论语》有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都悟出了“公平正义”这一看似浅显、实际深刻的社会道理。

经济领域讲求效率效益，讲求个人理性，通过竞争机制彰显个人利益，并努力使得个人利益极大化。社会领域追求公正公平，追求群体理性，个人要服从群体，确保群体利益极大化，合作、服从、秩序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共同体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倘若将经济规律肆意运用到社会领域，一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滥用，势必导致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违背社会规律，造成社会领域的混乱，国家治理的混乱。

现代国家政府有多重职能，集中体现在不同层次的阶级专政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阶级专政职能是取得或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代表本阶级即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各种权力机构（暴力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现专政，对本阶级实现民主，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为本阶级谋福利，以此来不断夯实自己的阶级基础。公共服务职能，即执政党为本阶级服务的同时，也要为大众服务，甚至要为不支持或反对自己的选民、大众服务，实现基本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气象氛围，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在两大职能的矛盾组合体中，阶级专政职能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或决定着公共服务职能，颠倒主次，或以一种职能替代或否定另一种职能，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政治风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策动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政党主次职能颠倒，甚至否定阶级专政职。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因为不当发展，中国的生态安全问题越发突出。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当时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2]习近平总书记因此而概括，“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23]

尊重发展规律，就能确保安全；违背发展规律，就会带来风险。在国内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在国际上也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为体量巨大且开放发展，所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外部正效应。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因为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都得到了不少经济好处，跟着中国一起富了起来。但是，当美国意识到如若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中国就将取而代之时，一系列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策略如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等纷纷出台，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在中国周边，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台海、南海，到中南半岛，到印度次大陆，处处都有美国的魅影，扇风点火，骚扰中国，搞乱中国。一时间，中国的周边国家，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纷纷倒向美国。是谓“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或“发财靠中国，保命靠美国”，这就是所谓“周边安全陷阱”。该陷阱很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缺失，反映出在安全与发展的统筹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