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要重点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四、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首先是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其实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里面都明摆着，但是一段时期，我们的舆论只是强调非公，而公有实际上是在不断萎缩。大家主义到没有，一个很高端的智库，曾经炮制了一个叫做“383方案”，该方案就特别强调非公的发展，当时有相关专家解释说，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比例不断降低，降低到跟英国大体一样的水平，英国是怎样的水平？10%左右。当时国有企业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只有27%左右，三分之一还不到。即便如此，还有很强烈的声音鼓吹要求“国退民进”，“国退民进”的前提是所谓“国进民退”，导致“民企”没有了发展空间。其实，一段时间鼓噪很起劲的“国进民退”实际是个伪命题。首先，“国”和“民”的矛盾模糊，“国”很清楚，是国企，“民”是什么概念？“民”实际是“私”，用“民”把私企掩盖了，用“民”把外企掩盖了，中国经济多年已经是国企、私企、外企“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格局，所谓“国进民退”有意制造二元对立；还有就是“进”和“退”，谁进谁退？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还有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吗？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改革开放后，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进”和“退”是这样的过程，私企、外企都是从零开始，快速成长壮大，而后便“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要多，是十足的“国退民进”。所谓“国进民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伪命题。实际上，“国进民退”的舆论主要来自市场化新媒体，中国几大新媒体、门户网站基本上都掌握在外资手里面，舆论、话语权在他们手里，他们拼命鼓噪，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私的说成民的。

本人曾经撰文，阐述国有企业的六大角色，即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阳光之下，国有企业自然也有阴影，甚至有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什么都好，像因美国制裁而击倒的中兴，就有一堆问题，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市场化给国有企业的重压越来越大，使之也变成了一个利润的创造者，成为国有资本，资本的属性就是要不断增值，离不了贪婪、压榨、剥削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只不过国家政府有制约，所以表现出跟私营资本、跨国垄断资本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作为资本，本质上应当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是资本，就必然遵循资本积累规律，接受市场机制调节，其逻辑必然是利润最大化。今天，我们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要不断探寻、找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必须要回答，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0月12日）时指出，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声浪，要借所谓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干掉，相关部门做了很多舆论反击，但是没有多大成效。后来，习总书记亲自到国资委做了指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召开了关于国有企业的会议，强调国有企业六大力量只能增强不能削弱。

不只是就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视角看，国有企业只能增强不能削弱。因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国有企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要求。很久之前，本人就从发展与安全两个视角，看待中国的“企业三军”，即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或外资企业是雇佣军，正是“企业三军”相互竞合、相互补充，所以中国经济总体上才会健康向上，才有极大的活力。

其中，主力军的作用功不可没。本人研究经济金融安全二十几年，依我看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开放，但是看一看有几个国家，取得了中国这样的成效？环顾世界，凤毛麟角，很多国家都在开放，但是开放着开放着就不行了，像阿根廷、泰国等诸多国家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所代表的东南亚几个国家，原来称作“五小虎”，虎虎有生气，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五小虎”都成了五只病猫。因为，一场危机过后，高楼大厦都成了断壁残垣，撅着屁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一夜就回到解放前，财富被人家卷走了，所以成了病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序开放，民族资本很弱小，跨国垄断资本进来，一下子就给吃掉了，民族资本一被吃掉，国家发展就没戏了，经济增长得再快，财富也落不到本国国民手里，这叫有增长而无发展，也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之所以有显著的发展成就，是因为在中国，有国有垄断对付跨国垄断，这样民营经济私营企业才有发展空间。跨国企业进行采购的时候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国有企业采购的时候，都会给私企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像日本大财阀建立的体系，国内采购保证中小企业有利润空间，使得它们能够活得下去，成长起来。我们也一样，我们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在国内采购，国有企业采购，被采购企业都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跨国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不得不也要做出相应的姿态，这样一部分私营企业就生长起来了。那些同样开放的国家，为什么私有企业民族经济就完了，主要一点就是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对付跨国垄断企业，所以都完了，其中的更详尽的道理我不讲了，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晰。正是我们有企业三军，国有企业主力军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础，然后才有私营企业生力军，中国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民企私企。在强政府的制导下，在国有企业主力军与私营企业生力军的牵制下，才保证了跨国垄断企业、外资企业作为雇佣军，为我所用。国有企业在很多关键领域、关键行业起主导作用，这样一些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就不能横行霸道了，它在很多领域都协商着跟国有企业进行博弈，中国高铁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次是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很多国家都在向世界开放，不只是中国一家在对外开放，但是，早先的经济明星在开放中都逐一凋谢了。阿根廷就是被广泛视为经济优等生，原来在美洲最亮的经济明星是阿根廷，不是美国，然而今天的阿根廷是什么样的态势，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阿根廷有个第二国歌，叫“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伤感，因为它深深地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人则哀叹，上帝啊离我们那么遥远，而美国离我们这么近！它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治上搞盲目民主化，意见纷杂，无法集中力量办事；二是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这个解释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还有可以补充的地方。

我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存在，那也主要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精辟阐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这是英国的经验、美国的经验，德国当时要繁荣富强，就必须工业化，日本学德国，工业化也成就了日本。现代化强国最关键的就是工业化，因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国家走向现代化，似乎有很多途径或环节，但是，工业化是最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决策者一再强调，中国必须迈向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中工业化是最关键的。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一开始就很清晰，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而不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中南半岛、中东欧、拉美等诸多国家，受美国鼓噪、西方鼓噪的影响，说走向现代化，有个捷径，就是政治民主化，一步就可以跨入现代化，结果他们纷纷采取民主政治，实质是选举政治，然而没有经过工业化洗礼、格式化的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作用下，很快便乱成一锅粥。美西方实际走过的道路就是工业化道路，而且用高关税保护，来走工业化道路。韩国裔英国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夏准，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论述，他很好地继承李斯特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积极阐发的也是这套思想。在保护中成长，在保护中实现工业化，这套思想不是主流，但是它揭示的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真正可行路径，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正可行的路径。

美西方的经验，迈向现代化需要经历几个关键过程，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市场化，这是西方走的道路，我们今天在重复这个道路。

首先是世俗化。世俗化很重要，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不会致力于财富创造，不会从事生产力的促进，而是被宗教严重束缚，动弹不得。在欧洲，一个叫马丁·路德的牧师掀起宗教改革，开启世俗化，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老百姓面对现实问题，直面生活问题、财富创造问题，这是第一步。世俗化对中国来说，早就不是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就很世俗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百家争鸣，民智开启。

第二步是工业化，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工业化可以对整个社会实行格式化。近年来，一些经济专家，根据中国出现的产能过剩，这个过剩，那个过剩，断言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所以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两年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舆论大肆拼命宣传，据此说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完成。

根据美西方日本等国经验，是否完成工业化要看这样几个衡量指标，工业化会带来整个社会面貌的极大改变，首先是时间和效率观念革新。时间和效率，现在中国大城市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区、乡村小城镇就不是这样了，时间效率观念很差；其次是秩序和规则观念。工业化格式的社会是井然有序的，包括自觉排队，遵守交规，当今中国呢？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大街上的车开得跟游蛇一样，转来转去。最后是组织观念，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可以组织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进行有效生产，成功的工业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NGO，把社会有效组织起来，社会不再是一盘散沙。用上述指标衡量，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原来就此辩驳还比较费劲，现在再讲就很简单了，看看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原本看上去是一个很牛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美国就那么轻轻一击，一点穴位，就休克了，倘若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就不会这样弱不禁风。而且，美国对中国贸易制裁，经济战，不是立足当下，面向中国制造2025，而我们反制美国却只是现在。

第三步是市场化。近些年来，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市场化，中国经济取得显著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也付出重大代价，最重大的代价是，道德沦丧与环境破坏，因此总的评价总是好坏参半、毁誉参半。参半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天使与魔鬼的复合体，即市场不仅是“财富魔法师”，还是“撒旦的磨坊”，前文已经阐发，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市场，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在魔鬼与天使的两个极端做选择，如此要么全面排斥，要么全盘接受，忘记了孔老夫子的谆谆教诲，“执两端而用其中”。

今天，我们搞“一带一路”，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世俗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战略决策，中国要实现真正崛起，就要深入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就要进入印度洋。地缘政治实质就是资源政治，世界最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印度洋周边，世界最重要的航道集中在印度洋上，印度洋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谁进入了印度洋就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华崛起必须要进入印度洋，怎么进入印度洋？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如果说，“一带一路”是杠杆，那么巴基斯坦就是支点；如果说“中巴经济走廊”是杠杆，那么瓜达尔港就是支点。

中国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捷径进入印度洋，通过中巴经济走廊进入印度洋，这是战略的可能性。中巴传统友谊根深蒂固——巴铁——使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具有了现实性。所以，基本中巴双边利益，今天我们很真心实意帮助巴基斯坦，真心实意地帮助巴基斯坦走向现代化。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指望很大，对中国期望很高，但是要知道，这个巴铁，迈向现代化之路，要比我们更加艰难。首先是世俗化，对巴基斯坦来说太难了。恩格斯讲，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去过巴基斯坦的人都清楚，妇女是极其没有地位的，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这四个老婆是存量，还可以更换，看中了谁可以替换进来。妇女极其没地位，妇女的解放之路漫漫修远，世俗化之路漫漫修远；其次是工业化，巴基斯坦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选择伊斯兰学校上学，伊斯兰学校没数理化课程，与现代化有关的只有英语和计算机。中国在全身心投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上曾经出现一个流行语，“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没有数理化，怎么会有工程师，没有工程师，怎么搞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了大量的BOT工程项目，即建造--运营--移交，最后交钥匙给巴铁兄弟，可是他们接不了，没有足够的工程师。还有一个被当成笑话而经常说的，就是工业化流水线作业，24小时不能间断，穆斯林兄弟祷告，一天5次雷打不动，清真寺一敲钟马上就祷告去了，这个怎么弄？没法弄，宗教至上，这个很麻烦；第三是市场化，这个似乎更不可能，市场化在中国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像道德的沦丧、环境的破坏，如今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抵制。穆斯林都是兄弟，中巴关系这么好，在巴基斯坦访问，巴铁可以替我们挡子弹，防止恐怖袭击，但是跟相关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指责我们在新疆的所作所为，说我们对他们的兄弟不公，所以中巴传统友谊，国家间哥们是远不及穆斯林兄弟的，兄弟吃穿住行都在一起，是不可能市场化的，在市场化面前，敌人有可能变成竞争对手，兄弟也会变成竞争对手，这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

史圣司马迁对于夏商周以及秦汉的兴衰更替作了这样一个小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圣时期的东南与西北于后来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但是，胡焕庸线因为客观上基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对中国东西的划分有着科学的依据，关键是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东北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力拔头筹，一度近乎成为共和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遭遇重创，地位与作用不断滑落。这样，在“东北塌陷”之后，沿榆林-张家口-山海关的长城一线以南，加上胡焕庸线以东的东南地带，成为中国人口、财富的富集地带，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还有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地区增长极，是中国生产力的富集地带，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东南与西北地区发展差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而使得差距不断拉大。市场化给西部的冲击，不亚于东北，只是西北原本就没有东北的显赫，而一直处在被忽略的位子。但是，西北地域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地，因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不仅是史圣时代，起事于东南，收功实于西北，而且史圣之后的时代，莫不如此。即便近代以来，“司马迁谶语”也屡试不爽。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能端详，国民党蒋介石依靠东南财阀，偏安南京等东南一隅，终究成不了气候；共产党在东南建立苏维埃政权，过后长征到延安，立足西北，成就伟业。改革开放起事于东南，中国的东南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能否也从中获取重大实效，实现与东南地区的平衡发展、最终是国家的充分发展。

深入分析发现，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地区的经济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的体系，从属于美元的体系；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体系是基于人民币的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近代西方势力从海上渗透入侵以来，东南地区便趋于外向，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美元体系，强化东南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优势，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制长期松于人民币管制，使得东南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美元套利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资本项目牢牢管控，放开的是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美元廉价（利率低），而且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多年来，起先是西北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断地供给补充到东南地区，进入“中国制造”，而后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西北的销售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东南地区“中国制造”；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国际资本蜂拥中国东南地区，不断加码的“出口退税”将优惠政策推向极致，假外资企业大批涌现，各类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实际上消耗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这类严重扭曲的财政补贴，实际是抽瘦补肥，是经济的逆向调节，逆向转移支付，将西北东北的发展机会堆积给东南地区；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资本项目开放是不断引进外资的必然，国际经验显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抵御日益强大的涉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势，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套利。但是，国际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殖潜力的概念资产、概念股票，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又是集中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大城市）一飞冲天。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繁荣，如果这些泡沫类似啤酒上的泡沫、咖啡的泡沫，那么尚有一丝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啤酒、咖啡的味道更好。然而，当啤酒上的泡沫、咖啡的泡沫超过啤酒、咖啡本身时，严重的问题便出现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极差地租应当主要归集体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在一线城市，如两个北京市人结婚，不只是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两个公司的合并重组，看一看，北京市的那些独生子女，其名下实际都有两三套房子，一套房子就一两千万，几套房子自然能顶上上市公司的资产，在三版上市的企业，诸多年报收益不过千万。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地区基本没有得到。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看，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局面，是非常不公的，是不能维系的。

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态势，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北地区的发展状况近似。当时，美国南部地区加入国际分工、进入英镑体系，经济效率，尤其是资本积累效率，实际上比北部要高，大量劳动力和资源都被吸引到南部，美国要通过营建美元体系以实现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根本不可能，如此南北矛盾日趋紧张，最后只有通过战争加以解决。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国内矛盾激化，应当值得我们关注、借鉴。

然而，今日中国比当初美国更加复杂，复杂性在什么地方？即西北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是宗教力量相对活跃的地区，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比例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体现出来，问题便复杂了。

在新疆这个好地方，开放伊始，汉人便一马当先，市场化是支点，勤劳智慧成杠杆，他们开店设厂，只要有钱赚，24小时都在干。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多数信教，金钱的力量被宗教的力量所稀释，甚至所取代。如此，市场化竞争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竞争不过汉人，财富差距、贫富差距很快就拉开了。市场机制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机制，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积累，积累的结果，但凡是汉人，不管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差不多都过上了好日子，成了富人，而少数民族兄弟多数则与贫穷、穷困为伍。

我们的有关执政者、决策者似乎在休眠、在打盹，但是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可没有消停，一直在虎视眈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手段来插手、介入，于是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就出现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视同仁，应当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而具体运用。东南沿海，市场经济可以多一点，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多一点，现在从西藏到新疆，局势一直在稳中向好，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多用社会主义手段治理，奉行社会主义大锅饭。

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要特别能够意识到，哪里市场主义多一点，哪里社会主义多一点？人也是这样，年轻力壮市场多一点，老弱妇幼则社会主义多一点；大城市、沿海地区市场多一些，老少边穷、偏远乡村则社会主义就应当多一些。

第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很多对金融的重要论述，不过，一个直觉就是，似乎都没有江泽民总书记总结得那么有理论深度，有战略高度，有历史跨度，还有现实的热度。在《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2002年2月5日）一文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为了确保金融不受制于人，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我们要善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周旋，谨慎把握资本市场开放的时机和程度”。等等，可谓字字珠玑，诲语谆谆。

经济发展当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不只是一般的剪羊毛，而是很有可能把整个肥羊给套走了。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我们讲金融与金融安全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好货币和资本的关系。我搞金融安全这么多年，做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是区分好货币和资本。在西方经济学教材里面，在相关金融学教材里面，有关区分是有问题的，说金融市场，一年以下是货币市场，一年以上是资本市场，银行搞的是货币，资本市场搞的是资本。其实，我们接触的大量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区分货币和资本的性质是大不一样的，资本往往是跟一个公司企业结合在一起的，货币则是跟一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运营，一个企业一年赚个几千万、几个亿都了不起了，几十个亿的盈利，于整个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但是，货币不一样，一个货币政策的配合，或者一个货币的失误，导致的损失往往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辛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华尔街银行家乔治·索罗斯是嗜血的金融大鳄。东南亚国家财富一夜蒸发，遭遇的不是资本战，而是货币战。货币战最惨烈的要数前苏联-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1卢布兑换2.5美元，到叶利钦搞“休克疗法”失败的时候，1美元兑9000卢布，从1卢布兑2.5美元到1美元兑9000卢布，这个国家过去创造的财富近乎被洗劫一空，这就是货币战。成十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流失了，流向了没西方，如此才有所谓“新经济”的繁荣。

这里有关于“货币”的一系列重要表述：

乔治•索罗斯：掌握货币的人是最有权力的人。

罗斯柴尔德：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亨利•基辛格：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要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一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二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五是“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米尔顿•弗里德曼：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最重要。

卡尔•波兰尼：货币商品化，社会灾难开始。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

卡尔•马克思：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

这里列出的人物非同一般，索罗斯和罗斯柴尔德是著名银行家，一个现代银行家，一个是传统银行家，基辛格和亨廷顿是战略家，弗里德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兰尼和马克思是著名思想家，这些人都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犹太人。我认为，犹太人对货币金融的理解，比任何一个民族精英们的理解都要深刻，所以我给我的学生们讲课时，总是强调，一个金融硕士哪怕博士毕业生，如果不了解犹太教和犹太历史，那么他对金融的理解，很可能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咱们研究经济金融安全的，一定要懂犹太教，要认真读一读《塔木德》。

这里要把亨利·基辛格的话单独拿出来讲一讲，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经常来中国忽悠中国人，基辛格那句名言完整表述是，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的政治家政客们在世界到处兜售自由、民主、人权，但是战略家们强调的是控制粮食、能源、货币，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原来美国对粮食、能源、货币逐一控制，后来搞经济金融化，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通过货币控制粮食、能源，今天美国利用技术手段，把粮食和能源打通了，这就是生物柴油，玉米酒精。这样，美国可以同时在粮食市场、能源市场和货币市场布局，而且相互影响，可以确保华尔街投机获利。此外，一段时期以来，已经是岌岌可危的美元，得到“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同时支撑，地位趋于稳固，美元的国际大循环得以持续。

美元的国际循环，就是“美元陷阱”，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风头正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提出“美元陷阱”。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所谓美金其实一文不值。美联储发行美元给华尔街，华尔街把货币变成金融资本，然后渗透进一个个主权国家，金融资本在这些国家经过“投资”这一变戏法，变成了股权，控制着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然后为美国带回商品、服务以及利润。美元循环就跟血液循环一样，不同的是，血液循环输进去的是养分，带出去的是废物；美元循环，输进去的是废物，带出去的是养分。

怎么确保这一“废物换养分”的循环，抑或“稻草成金条”的变戏法呢？美国用的是一套体系，即美元-美谍-美军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世界里，美国把军队武装到牙齿，穷兵黩武，遍及世界的军事基地，游弋各大洋的航空母舰，干嘛？谁妨碍美元流动，就把谁清理掉。美谍——情报体系的作用，及时发现妨碍或威胁美元流动循环的因素，可以相机行事，包括将其清理掉，过于棘手的，交由军事力量处理。谁妨碍或威胁美元的流动循环，就把谁清理掉，萨达姆、卡扎菲都被清理掉了，朝鲜、伊朗不用美元，美国也要处之而后快。此外，美元还有一套隐形的保障体系，就是美国为世界培养输送大批人才，如“芝加哥男孩”，这些人才往往被精准投放到相关各国的经济金融部门的要害，如欧债危机之后，世人发现欧洲很多国家的央行行长都是高盛系的，都是华尔街培养的。美国利用一整套理论、一系列人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强大的军事与情报力量，来确保美元国际大循环，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美国企业投资到哪里，即美元到哪里，情报力量就到哪里，军事力量也就到哪里，美元-美谍-美军，三者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中国人认定“世界是平的”，可以自由地到世界投资、赚钱，结果呢？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很多投资打水漂了，没有情报力量、没有军事力量跟进，海外利益就得不到切实保证。

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这位身价倍增的犹太经济学家撰写文章，特别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我们前面讲的中国东南与西北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民族不和越来越突出，其中一部分经济根源，和可能是最主要根源就在这里，即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货币主权被严重侵蚀。

债务泡沫，资产泡沫，虚热实冷等，我们一系列的金融经济风险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那就是人民币主权被严重侵蚀。在克鲁格曼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的2009年，中国的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发行高达134%。主权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最坚硬外壳，货币主权（集中于自主发行、流通）是国家主权当中最重要的一类主权，国家货币发行、流通若被外部渗透、私人占有，人民币发行长期由引进外资、外汇占款来决定，是非常危险的，积累起各种基础性风险。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斗争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尤其是赢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的经验很清晰，那就是我们的斗争一方面是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隐蔽货币斗争、经济斗争，在边区解放区，发行自主货币，驱逐法币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崩塌，财政和金融无比地混乱，混乱的核心和关键在货币，金圆券的出现，直接宣告政权的终结。今天，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充满了喝过洋墨水的博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很看不上陈云、朱理治等老一辈的“土法炼钢”那一套，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的教科书，一手拿着自己的统计数字，就出台一个个货币政策、监管政策。教科书有问题，统计数字有水分，出台政策的效果不管用是必然的，管用主要看运气。

全球化下的国家主权，早就不在局限于领土主权、政治主权，还有重要的经济主权。经济主权中，财政主权与货币主权尤为突出。香港回归，囿于传统观念，我们注重领土主权与政治主权，忽视了财政主权与金融主权，中英关于香港谈判的时候，没把财政与金融当回事，最后英国仍然通过香港财阀这个白手套，控制并拿走关键土地增值收益，实际上掌握着香港的财政，与此同时，英国把货币的权力、金融的权力让渡给美国了，直到今天，美国掌控着香港的金融，秤杆子、钱袋子都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香港的民生根本上难以改善，民生决定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命运，香港的乱，乱在经济，乱在金融。

因为经济主权被严重侵蚀，而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治理不力乏力的事例屡屡出现，如南非、阿根廷、直布罗陀等。在南非，当初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与德克勒克领导的国民党，在谈判权力交接时，就遭遇因主权模糊而最终导致政权、治权乏力的问题。因为南非白人是殖民者，因此黑白权力交接，除了政权还有主权，白人答应可以交出一切权力，但是必须留下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熟悉政治斗争的黑人领导人，哪里清楚金融主权与财政主权的复杂性，就答应了国民党的要求，接管政权以后，由于秤杆子和钱袋子（银行和财政）都在白人手里，黑人政府根本没有宽裕的财力来改善民生，非国大对支持者的承诺，无法兑现。

我们今天差不多是一样的，“占领中环”——实际就是一种“颜色革命”——的主体，是回归后成长的一帮年轻人，这帮年轻人切身感受，回归过后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恶化了，这是经济基础，民生没有改善，谈何赢得民心？民心向背立足于民生，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