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要重点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三、识别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工作要求是，以防控风险为重要底线。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要防控风险。中央明确的三大攻坚任务，首要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控风险的前提是要识别风险，不识别怎么防控？识别风险，十分重要，识别到的风险，出现在我们雷达屏幕上的风险，一旦形成之后，还要扛得住，要控制好。防控风险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国家安全和发展是不一样的逻辑思维，发展是积极向上的，而且似乎是无限向上的，如今美西方正在努力给我们设置天花板，要我们不能超越它，我们搞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超越。美国认定，这个不行，中国若搞成2025，之后，美国主导的游戏就没有办法玩了，原来那套国际分工就没办法维系了。因此，美国要努力给我们设置发展的天花板，我们则认为发展是积极向上，而且是无止境的，是要超越的。

安全是有底线、有边线、有红线的，我们现在设立这些底线、红线、边线似乎没有用，比如说台湾，我们老是警告美国不要踩台湾这个红线，但是美国还是踩了，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踩了我们的红线，我们似乎也没有有效办法。前面提到，安全是状态，是能力，是感知，至于安全能力，还有一个是意志，敢于斗争，敢于以武止戈，看看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俄罗斯在经济上已经只是中国的九分之一，很快可能是十分之一，相当于广东的份额，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虽然经济很疲弱，但是美西方敢对俄罗斯怎么样吗？不敢的，因为它们都知道，这是个战斗民族，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使用武力，中国不敢用，因为跟西方联系太紧密了，一度有那么多社会精英的子女在美西方，那都是人质，精英们有多少资产在境外，在美西方，这种情况下，你说台湾这是我画的红线和底线，这个没有用。

既然防控风险为重要的底线，那么要清楚到底有哪些风险？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晰，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区域风险、系统风险，防止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防止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

安全是相对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的，维护安全是为促进发展服务的，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并不是越安全越好，趴着不动、不作为最安全，但是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国家在总体上处于安全状态，不要出现系统性风险，就是不要因为一个蚂蚁巢穴而溃决了千里长堤。要维护系统性安全，就得要补短板，要堵漏洞，哪个地方短缺就把哪个地方补起来。多年来，我们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聚精会神搞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现在看来，闷声不响发大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各类风险演化中，如个别风险与综合风险，小风险与大风险，国际风险与国内风险，早有论述，而且论述得很详尽。不过，远期风险与近期风险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里我们要深入细致分析。大家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总是在思考远虑与近忧问题，越是社会精英，考虑得越多，于是一度将自己的小孩送到西方，拿上绿卡，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乃至对国家的前途没有信心。前途莫测，不确定，当下便采取行动，规避未来的风险。这种现象，在金融学里太明显了，金融学里投资者，本质上和投机者是无法区分，他们追涨杀跌，就是考虑到相关金融资产未来的风险，发现感知未来风险，不管风险是真还是假，相关分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投资者总会在现在采取行动，如果投资者采取比较一致行动的时候，相关风险就形成了。如果大家一致预期某个股票会下跌，而采取抛售的行动后，该只股票肯定会下跌。如果储户都认为某家银行保不住了，大家都去提现，那么这家银行肯定要垮掉。假的也会变成真的，预期的会变成现实的。像同舟共济，如果大家都拥到船的一侧去，那么船就会翻掉。这样，理性预期——采取一致行动——远期风险就被贴现到近期来了。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当中出现所谓“邻避效应”，比如那个PX产品，很重要，实际也没有什么污染和危害，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教授、还有相关院士都出来解释说这个产品没有危害，但是老百姓在某种力量的怂恿下，偏听偏信，认定有危害，坚定不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建造PX厂，于是纷纷采取抵制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这就是远期风险贴现为当下风险，预期风险、假设风险、想象风险演化为现实风险。尽管有的预期是错误的，相应的远期风险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关舆论与群体性行动，可以使之变成实实在在的风险。“颜色革命”就可以让一个错误预期，变成现实行动。

下面比较集中地讲一下风险识别问题。

其一，根本性风险。发展与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与安全相对应的就是不安全，即风险。所谓根本性风险，我认为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违背基本规律而产生的风险。在经济领域中，是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而产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依照价值规律安排生产，即个别劳动时间一定要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生产出来的商品，才有竞争力，生产者才有利润，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价值规律决定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三大机制都要服从于价值规律。有一段时期，我们把社会运动、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成功经验拿到经济建设领域，比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的“大跃进”，“大跃进”的问题后来看很明显，就是把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些规律、经验拿到经济建设当中，讲群众热情，讲革命干劲，忽视了经济效率，即投入产出比。“大跃进”是一个重要的伤痛，包括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病根主要是在“大跃进”时埋下的。违背经济基本规律，就会出现根本性经济风险。

今天，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重视市场调节，但是我们实行的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有社会主义的内核。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么恰当地和市场对接。中央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方面作用，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方面积极性，怎么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现在邱海平老师他们正在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研究，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挑战很大，但意义深远。

这是我本人多年从事经济安全研究时的一个重要体会。西方经济学里面讲一个看不见的手、一个看得见的手，即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博弈，像幽灵一般。其实，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都是生长在社会集体上，都应当为社会服务。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卡尔·波兰尼（1886-1964）这两个著名思想家，讲市场调节手段的时候，讲得很清晰很透彻，市场不仅是“财富魔法师”，还是“撒旦的磨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指出了市场作为“财富魔法师”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被惊奇地创造，机器、轮船、铁路、电报、尤其是大量人口，就跟魔法师一样，一下把这些财富从地底下呼唤出来了，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也是这样的，正是通过市场机制，我们在很多领域，就由原来短缺，变成了过剩，这就是财富的魔法师。但是，与此同时，卡尔·波兰尼又强调，市场还是“撒旦的磨坊”，它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等一切美好，都可以卷到魔鬼的磨坊里面碾个粉碎。

近些年来，我们只看到了市场的魔法师的一面，忽视了市场同时还有一个撒旦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要看到市场同时具有天使与魔鬼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学者们在就市场与政府职能争论不休时，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默默地写道，经济、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社会规律最终起决定作用。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讲得很清楚，先有人类社会，才有经济活动然后才有市场，市场内嵌于经济，经济从属于社会，政治也是这样，社会经济过后，才有政治。因此，最终是社会决定一切，倘若经济走极端，如极端自由，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走极端，弃民主搞独裁，最后都会激起社会的反弹、变革，所以过去说革命有理、造反有理，都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卡尔·波兰尼把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解释得很清晰。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波兰尼在马克思逝世后几十年才活跃于思想界，他的很多思想弥补了马克思研究时的历史局限性。波兰尼强调，有三样东西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第一个就是人，人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人来管理社会的，所以不能被商品化，不能有雇佣劳动；第二个是土地，如果说人被商品化、私有化是灾难的开始，那么土地被商品化、私有化就意味着共同体落入灾难深渊，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他们以伊甸园，土地、水、空气、阳光、风景、季节，都是伊甸园内不可或缺的，所以土地这个东西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第三个是货币，货币是标准的公共产品，共同体交换的时候不可缺少，而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货币不能被商品化、私有化，否者共同体就会落入灾难的深渊不能自拔。从这个视角来衡量，今天的英美两国就已经落入了灾难的深渊，因为这两个国家货币被私人占有了，被金融利益集团占有了，从这个视角来看，英美已经是金融资本的殖民地。金融资本正是依托英美政权在世界搞扩张，即金融全球化。

其二，不发展就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彻底告别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种经济指标上，不断刷新世界记录，拥有数百个世界第一。“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产业界藉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在世界经济坐席中，中国已经是坐二望一。但是，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东南与西北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企业职业之间，发展差距极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形突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都要积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中国还是要发展的，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发展是解决我们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这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未来，我们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发展，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政治，是全面而深刻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就是跟美西方争权，即争话语权，争定价权，争所谓霸权，中国永远不称霸。

2017年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同样把经济繁荣当成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妨碍了美国经济繁荣。报告指责中国，还有俄罗斯，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个判断显然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了。当初，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后来的朝鲜说我们是修正主义。然而，今天，美国竟然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我们原来说的那个修正主义，是修正社会主义，强调把社会主义原教旨给修正了；今天，美国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暗指我们把资本主义给修正了。因为，美西方不认同我们是社会主义，认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就是资本主义，但是说我们搞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里的经济政策，只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是中国搞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就是原来的东亚强政府模式，这个强政府模式，在东亚危机过后，被美西方把它打掉了。但是，中国一直保留着这种产业政策，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有，就是国有企业，美西方奉行资本主义，立足私有制经济、股份制企业，而中国立足公有制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太大、太强了，所以在中国本土市场竞争，西方跨国企业占不了多少优势，奈何中国国有企业不得，吃不掉它们，西方跨国企业在中国没法像在世界其他各地那样横行，那样垄断，反而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所以，中国特色这套东西，把美国认定的资本主义给修正了，把自由资本主义的名声搞坏了。所以，美国现在急于要把中国从游戏圈里踢走。

今天早上看到一篇短文，为什么现在美国要怒怼中国？说美国开了一个赌场，中国一直只是在赌场里面端茶倒水的伙计，世界各国都被软硬兼施而拿钱买筹码，然后与美国庄家对赌，几十年来，没有哪个玩家不输钱给美国。但是，中国就是打工攒钱，不受美国的百般诱骗，就是不玩不赌。现在，中国攒够了钱，积累了经验，自己要开赌场了，暗指搞“一带一路”，而且门槛低，说是还有分红。美国当然急了，国际赌场，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只是分杯羹，而是釜底抽薪，所以美国决不允许。

其三，不当发展带来的风险。恩格斯深刻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引用恩格斯讲话后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些年来，通过牺牲自然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事例，太多太多，即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比比皆是，实际上，并没有换来金山银山，而是剜肉补疮。

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迈向现代化征程的有世俗化、工业化，还有市场化，这样的必经阶段。市场化把康德式的朋友，以及霍布森式的敌人，都变成了洛克式的对手，即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斤斤计较，甚至尔虞我诈。步入市场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在重复着美西方经验。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很残酷，其中包括道德的沦丧、环境的破坏，这个残酷的结果都是一些不当发展带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环境的矛盾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前不久，中国才终止进口西方还有韩国日本的垃圾。我们这些年进口垃圾，一度占西方垃圾出口60%到80%。我们为了发展，实质就是为了赚钱，不顾一切。现在，国家安全应当考虑加入人的安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力，与中华民族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着紧密的关联。一千多年前，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35%到40%，此后我们比例不断降低，之前的习惯性表述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现在只有18%的人口，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占世界人口不到10%了。中国的人口占比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的近邻印度，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地区，他们的人口却在不断上升，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口相对于汉族的人口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变化我们不应无视忽视。还有，就是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比女性多了4000多万，这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大城市里，剩女比较多，在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大量男人找不到媳妇，风险都比较集中；还有就是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还有，就是身体素质下降，成年男性的身体素质下降，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方，包括原来进口垃圾处理集中地，当兵体检很少有合格的；成年女性的身体素质也在下降，很多育龄妇女怀不上孩子，一怀孩子就要保胎，所以人的安全是很大问题，很大问题来自不当发展带来的风险。

这个是我去上海讲课的时候，上海一个专家提供给我的资料。著名浦东开发，其中也有不少瑕疵，如发展规划问题，就是把浦东作为新的交通枢纽。相关专家说，原来我们规划在虹桥，虹桥作为枢纽的效果就非常明显，但是规划者们选择了浦东，要知道浦东三面环海，长三角之死角，发展有效性只有四分之一，拟定的枢纽越往前延伸，其服务半径越大，掉在海里的放空资源越多。到上海去的，有几个选择飞浦东机场？选择浦东则要贯穿整个上海市区，不只是增添个人劳累，也会增添城市拥堵。因此，绝大多数选择的虹桥机场或虹桥车站。在浦东投资沉淀超千亿元之后，现在又返回来把枢纽中心放到虹桥。然而，现在虹桥发展空间有限，拆迁建设成本十分巨大，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一个问题，浦东机场修建在候鸟迁徙路线上，为确保飞行安全，浦东机场成立了一个打鸟队，自1999年机场营运以来，不知打下了多少鸟，很多是稀奇古怪的鸟，不知道是什么鸟，倘若生物环保组织知道了，又要生出多少事端。很显然，这个浦东枢纽，同样是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实施、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工程，是不当的发展会带来系列风险的典型例子。

其四，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即根本不知道风险存在的风险，包括所谓的“灰犀牛效应”。中国的房地产存在很多很大风险，它的风险不是今天才有的风险，若干年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早在2012年就有一个报告称，北京市的房地产合计市价，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一如当初的东京，但是咱们一直不想直面、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往后拖，一直拖到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堪重负。

这里我给出一幅中国核电发展分布图，据称原来要修建130多个反应堆，后来相关专家院士提出比较激烈反对意见，降到90个，也是个不得了的数字。相关专家认为核电大跃进有极大的风险，在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核泄漏之后，整个世界都在纷纷下马核电，而中国逆势而上，而且上了一大批。当今世界，核电站一般都建在沿海，一旦发生事故比较好解决。然而，我们很多核电站建在内地，黄河上游有，四川盆地有，洞庭湖也有，这个核电反应堆，不出问题则已，一旦出问题，就是灾难性的。都说现在的核电很安全，一万个放心，但是谁能保证万一？

现在的核攻击不一定是军事物理性攻击，通过网络就可以发动攻击，网络世界严重不对称，攻击往往冤无头债无主，与工业化相比，我们的信息化跟美西方的差距更大。为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来说，核反应堆就是印钞机，为了赚钱，而不顾一切，过去的三年大跃进，搞出一堆问题，如今三十多的经济大跃进，搞出问题成堆，要不要反思反思？调整步伐，重新出发。

其五，重大和系统性风险，在谈及风险和危机时，习总书记特别指出“三大效应”，即滚雪球效应、蝴蝶效应和骨牌效应。美国次贷危机是滚雪球效应，次级贷和次级债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到1%，这个是很低的比例，但是发生危机之后，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导致次贷危机，而且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1997年东南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骨牌效应”，泰国发生危机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中南半岛国家逐一被卷入危机，而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韩国、日本、俄罗斯，一连串都倒掉了。“蝴蝶效应”原本是气象学概念，说是在亚马逊丛林里，一个小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在墨西哥湾掀起一场飓风，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危机，就是比较典型的“蝴蝶效应”，印尼的危机是泰国传染的，率先是汇率危机，印尼盾贬值，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与失业引发社会危机，印尼种族矛盾积蓄已久，社会矛盾激化被引向了种族对立——排华，出现了大规模对华人的仇杀，社会危机不断恶化，反对派乘机发难，政治危机显现，苏哈托政权三十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政治危机并没有止血，国家危机随后而至，东帝汶、雅齐省等纷纷要求独立，这是典型的“蝴蝶效应”。我们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民族矛盾复杂交织，而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都没有游手好闲，中国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很可能也会出系统性的“蝴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