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疫苗领域改革方向绝非“私人资本为主+严监管”！
历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医药和疫苗领域的众多问题，并不是基于一种“比烂”的心理，来强调我们有问题西方更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疫苗领域出现的问题心安理得。
问题不仅在于，西方国家的疫苗问题远没有公知王福重之流鼓吹的那么好，从中国2017年抽检的情况看甚至问题比中国还要严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疫苗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体制问题？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问题？有人鼓吹的全盘进口外国疫苗、大力学习借鉴美国监管体制的道路，究竟是否可行？美国的以私营企业为主体+严格监管的疫苗管理体系是否真的有效？这样的管理体制是否应该作为我们改革的方向？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疫苗问题，确实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在关系民众公共卫生健康的重要领域盲目向私人资本放开而且监管不力的问题，是一个在疫苗领域部分地放弃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而引入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误导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方向并在实际上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的问题。
通过此次爆出问题疫苗的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材料看，并不是技术条件不合格，而是在生产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为了追求非法暴利，违规篡改生产记录改变生产工艺流程。按照国务院调查组的说法是：
【但该企业为降低成本、提高狂犬病疫苗生产成功率，违反批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包括使用不同批次原液勾兑进行产品分装，对原液勾兑后进行二次浓缩和纯化处理，个别批次产品使用超过规定有效期的原液生产成品制剂，虚假标注制剂产品生产日期，生产结束后的小鼠攻毒试验改为在原液生产阶段进行。】
中国爆出疫苗造假的种种消息，主要是集中在2000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成功误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以后。在这之前，中国即使有若干疫苗事故，那也主要是被称为“恶魔抽签”的因为接种者的个体差异而产生的“接种异常反应”，这是在疫苗合格的前提下因为接种者个人体质原因而产生的概率事件。决不是疫苗生产商因为自己的利润追求人为地降低疫苗生产工艺水准甚至造假生产不合格疫苗形成的。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私人资本，其运作方式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不论是中国的资本也好，美国的资本也罢。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以私人资本为主导的再加上严格监管的疫苗体制，真的有效吗？这得有比较地看。公正的说，相对于上个世纪美国疫苗领域臭名昭著的“卡特惨案”来说，后来美国疫苗领域的监管确实严格了许多，而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少美国社会再也没有发生过“卡特惨案”那样的大规模疫苗质量事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套疫苗生产管理体制就是最有效的，相反，这一监管体系的成本是高昂的，潜在的巨大风险是无法消除甚至愈演愈烈的。这表现在
首先，美国所谓的高额赔偿机制，其资金来源实际上是有广大注射疫苗的普通民众来买单的，换言之，即使是高额赔偿，也不是作为肇事者的医药巨头出血。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至关重要，其中规定：从每支疫苗的销售中，缴纳0.75美元的税收，作为救济基金的来源。换言之，每个注射疫苗的普通民众在注射的费用中本身就包含着0.75美元的额外支出，用意支付可能的因为疫苗公司自身的责任而产生的疫苗事故。这一所谓的“高额赔偿”法案，不是叫本应该承担责任的医药企业出钱，而是通过广大疫苗注射群众集体分摊的方式来设立补偿基金，这实际上是给肇事的疫苗企业松绑解套！哪里是叫他们负责呢？这种通过广大老百姓集资为医药大资本犯错买单的所谓“高额赔偿”制度，到底有什么值得欢呼的呢？
近期有人借疫苗事件攻击中国疫苗监管体制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疫苗事故赔偿金额相对于美国等国家低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糊涂虫才会拿这个事情做文章啊！如果说，过去中国不少由于“恶魔抽签”式的“接种异常反应”疫苗事故受害者，因为赔偿机制不健全或者赔偿数额不足，无法有效应对疫苗事故给自己身心带来的伤害与生活困难，那国家确实应该健全相关机制或提高赔偿数额。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美国式的从老百姓身上集体薅羊毛为私人医药企业补烂裤子的行为是值得效法的。实际上，即使中国现在要提高疫苗事故受害者的补偿金额，那这个资金的来源也得由广大的疫苗消费者承担，这在中国和美国是一个道理。但恰恰是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以国营企业为主、以公益性为基本目标的疫苗生产管理体制，能够避免美国等国家出现的私企基于逐利冲动而认为酿成的疫苗事故，尽可能地减少了因为人为原因而产生的赔偿支出，为全体疫苗消费者省了一笔人祸支出。
其次，在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常态的情形下，把事关国计民生和亿万百姓基本生命健康安全的疫苗产业，寄希望在几个巨无霸型的医药巨头身上，只会大大提高医药巨头自身对政府和老百姓的议价能力，也大大增加了因为突发事故所造成的公共医疗风险。举个例子，在“卡特惨案”发生后，在1957年因卡特实验室对安妮的巨额赔偿而欢欣鼓舞的公众没有想到，该裁决增加了药物企业潜在的赔偿责任，他们不愿意在疫苗生产上投入了，因此紧接着第二年就爆发了流感疫苗的短缺危机。这也是后来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让全体疫苗注射者为疫苗企业过错买单的原因。换言之，是医药巨头通过自己的“罢工”来要挟政府将自己的赔偿负担专家的广大人民头上。这样的体制，难道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1955年，全美共有26家企业生产疫苗。随着行业内不断兼并以及利润水平的下降，如今像礼来公司或ParkeDavis公司（现为辉瑞公司一部分）都已经退出了这个领域。目前，美国仅有5大企业在大规模地生产上市疫苗：赛诺菲-巴斯德公司、默克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凯龙公司与惠氏公司。美国市场上的疫苗供应商屈指可数，因此，某一个具体疫苗的供应商很可能是惟一的，如此，美国的疫苗供应系统显得格外脆弱。对于疫苗公司而言，如果生产过度整合集中在一两个企业，任何一个小的闪失都会导致灾难。前文所述的2004年因为凯龙公司自身生产质量问题，使得美国流感疫苗市场严重短缺逼得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前往加拿大注射流感疫苗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凯龙一打喷嚏，全美国就要得流感”是由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疫苗生产格局的真实写照。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政府对凯龙等企业只能监管而不能直接干预指导其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营企业那样成为国家为保障人民卫生安全来指挥的亲兵。当这样的医药巨头成为绝大部分疫苗的生产供应者的时候，任何因为其自身问题而给社会公众健康带来的影响波动无疑是极其巨大的。
当然，从美国疫苗质量的监管体系本身来看，许多措施是值得肯定了，也确实在最近几十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这样的体制，难道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榜样吗？
五、疫苗市场争夺战，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的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此次围绕疫苗问题产生的舆论风波，讨论的核心不止是对于我国现行疫苗领域问题的反思追责的问题，也涉及下一步我国疫苗领域改革发展的方向问题。归根到底是应该以什么样的旗帜来引领、以什么样的主体来承担我国疫苗领域生产组织权力的问题。
对此次涉事的长春长生公司的调查，对我国疫苗研发历史的回顾，无疑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指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用这个思路来指导我国的疫苗领域改革发展，维护并和巩固以国有疫苗企业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在适当的条件下更要积极恢复事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安全的疫苗企业的国营属性。
在公知王福重等人借长生疫苗事件放烟幕弹制造舆论乱局好从中牟利的背后，不止是国内一些私人医药资本在虎视眈眈，更有境外医药巨头站在国门内外徘徊逡巡、磨刀霍霍。如果说，王福重等公知势力关于疫苗问题的观点之所以值得高度重视，决不是因为其轻薄可笑的言论本身，而在于其言论背后若隐若现的国外垄断医药巨头的动向。
目前我国疫苗市场上，国产疫苗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以2017年为例，申请疫苗批签发的境内企业有 39 家，签发国产疫苗 4237 批、约计 6.94 亿人份；境外企业有 6 家，签发进口疫苗 151 批、约计 0.18 亿人份。历年进口疫苗量仅占上市疫苗的 5%以下，近三年所占比例又有所减低，仅占上市疫苗的 2.1-2.5%。同时，在国内疫苗市场上，2017 年，签发上市的一类疫苗有 20 个品种，约计 5.61亿人份，占上市疫苗的 78.79%；签发上市的二类疫苗有 34个品种，约计 1.51 亿人份。国有企业仍是一类疫苗的供应主体，民营企业主要供应二类疫苗。
二类疫苗领域的利润较高，中国自身的人口数和疫苗需求更使得外资医药企业将打开中国疫苗市场作为其垂涎的目标。但是目前外资要大举进入中国的疫苗市场似乎困难不少，进口疫苗本身的质量和价格问题就是困难。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掉以轻心，而更应该提高警惕。
别的不说，就以近年来号称中国开出最大罚单的葛兰素史克案为例，外资医药巨头为了进军中国市场可是真的下了血本的啊！据公安部门公开的消息，葛兰素史克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中国以高于国外几倍的价格销售，获取巨额利润，支撑贿赂资金，然后以贿赂开道，提高药品销量。同时，采取贿赂拉拢工商人员的方式，逃避处罚或减轻处罚。以贺普丁为例，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人民币，而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不到30元，在德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出厂价也远远低于中国内地。这并非个例。中国法院对葛兰素史克公司判处30亿元的罚金，据说正是该公司在中国商业贿赂的总额！30个亿啊！
更值得重视的是葛兰素史克用商业贿赂手段打开中国市场的具体操作办法，不得不说，实在是高，实在是高！当年，为葛兰素史克在中国开疆拓土穿针引线的公共事务部总监正是某些腐败干部的亲属！国外垄断资本打开中国的手段之一就是收买、勾结国内的若干腐败干部（包括其腐化堕落的后代），形成实际上的买办，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是如此。因此，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不论某些人及其家族在台面上如何善于伪装长袖善舞，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再精致的画皮贴在脸上，迟早也会被撕下来露出画皮下面的丑陋嘴脸。历史一再证明，甘于被国外无良资本收买豢养，充当带路党敲门人出卖民族利益与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走狗买办们，注定只能被长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意图打开中国市场谋取暴利的国外医药巨头的角度，笔者认为，国外医药巨头想从现有的存量市场打开中国疫苗市场大门的可能性似乎相对较小。未来外资进军中国疫苗市场的登录点很有可能是在目前尚未被开拓的潜在增量市场。比如流感领域。
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估计，即使是季节性流感，平均每年也可使全球5%～15%的人发病，造成300万～500万重症病例，导致30 万～50 万人死亡。数据显示，发生在2009和2010年的猪流感共导致6080万美国人感染，27.4万人住院，死亡近1.25万人，而2017/2018流感季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过这一数字。一般而言，在流感爆发比较温和的年份，美国约有12000人死于流感；严重的年份死亡人数会达到56000人，其中80%为老年人，或者之前已经有心脏病、肺病、糖尿病等病史的中年人。令人警觉的是，今年除了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平时看起来健康强壮的年轻人也因流感而死亡。
关于流感的致死率，目前在中国民间广泛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中国人对流感有免疫力，通常不会死于流感，而欧美人却比较怕流感，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欧美人死于流感。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美国专业杂志发布的数据表明，从1979年到2001年，美国平均每年有4.14万人死于流感（近几年由于流感疫苗的普遍使用，死亡率有所下降）。而在中国，据卫生部网站公布的正式数据（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死亡统计表），2007年我国流感死亡人数为两人，2008年为3人。今年3月-6月，每月报告流感死亡人数均为0。
但是实际上，通过移居欧美的中国人的实际经验看，中国人似乎比欧美人更容易患流感，至少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无明显优势。造成这种统计数据上的惊人差异的关键是统计方法。美国学者计算流感死亡率的数学模型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应用了“超量死亡率”的概念。这种定义或基本概念方面的差别，可能是中国卫生部的流感死亡率统计不能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原因。
流感病毒往往会严重影响原本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的健康，甚至导致他们死亡。这些严重的慢性病患者如果不遇上流感流行，本来可能继续生活许多年，但遇上流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可能患上流感并死亡。对于他们的直接死因，医生可能仍报告为心血管病、高血压等，但真正死因（决定性死因）其实应定为流感。在每周/每月/每年的死亡人数统计曲线上，如果突然出现一个明显增高的死亡高峰，而且在时间上与流感流行相吻合（可合理推延1～2周），则通过与历年相应资料的比较，超出正常死亡人数的“超量死亡”都可认为是流感所致。在美国，死亡报告系统比较完善，根据这些资料推算出的流感相关死亡率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存在相关的死亡报告和评估系统。
换言之，如果改变统计方法，中国每年感染流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人口的数量可能会大得惊人。美国共3亿人，平均每年有4.14万人死于流感。据此推算，中国13亿多人，全球68亿人，每年平均死亡人数应分别是18万人和100万人。中国每年18万死于流感！
因为统计模型的问题，似乎中国人面临的流感风险似乎并不大，因而民众注射流感疫苗的意愿也就不那么强烈。中国流感疫苗的总体接种率尚不足1%，老年人群的接种率仅为0.3%，距离WHO希望达到的老年人50%的接种率相差甚远。而美国人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近年来都在40%以上！
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国内流感疫苗领域的研发生产相对比较落后。目前国内流感疫苗的供应大多依赖进口，疫苗风险依然存在。国内流感疫苗的销售统一归口到国家疾控体系，然后由各省市疾控中心向下一级疾控中心供应疫苗。由于国产的流感疫苗在价格上没有明显优势，国内疫苗市场几乎被全球三大疫苗供应商——凯龙、GSK和巴斯德占领。
因此，流感疫苗市场是一个潜力巨大、尚未得到充分开拓的潜在增量市场，而且在这个领域内本土疫苗企业目前尚无优势，已有市场份额主要被外国医药企业占据。一旦因为某些原因，国内民众对于流感的恐惧意识加强（比如通过一次大规模的突发性流感疫情，或者国家有关卫生部门只需要在流感死亡人数的统计方法上与美国“接轨”即可），那么国内流感疫苗市场需求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到时外资肯定会借机大举进军中国流感疫苗市场。
对此，我们要及早布局、有所防备，决不能将医药卫生领域可能的战场拱手送给外国医药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