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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惊天棋局

2018-7-30 2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204| 评论: 0|原作者: 窦豆|来自: 察网

摘要: 在公知王福重等人借长生疫苗事件放烟幕弹制造舆论乱局好从中牟利的背后,不止是国内一些私人医药资本在虎视眈眈,更有境外医药巨头站在国门内外徘徊逡巡、磨刀霍霍。

全面进口疫苗舆论背后,要提防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惊天棋局

在公知王福重等人借长生疫苗事件放烟幕弹制造舆论乱局好从中牟利的背后,不止是国内一些私人医药资本在虎视眈眈,更有境外医药巨头站在国门内外徘徊逡巡、磨刀霍霍。如果说,王福重等公知势力关于疫苗问题的观点之所以值得高度重视,决不是因为其轻薄可笑的言论本身,而在于其言论背后若隐若现的国外垄断医药巨头的动向。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共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最近,针对以长春长生为代表的中国私人疫苗企业造假生产不合格疫苗的问题,国内掀起了一股“疫苗恐慌”,国产疫苗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正如“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美国的月亮才最圆”之类的论调是洋奴公知最爱用的忽悠老百姓的套路一样,有人瞅准时机开始大力鼓吹全部进口外国疫苗了。比如著名公知王福重。甚至不乏有声音鼓吹直接去国外旅游注射疫苗。

全面进口疫苗舆论背后,要提防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惊天棋局

事情果真如此吗?

一、外国疫苗出现过哪些问题

对此次以长春长生为代表的国产疫苗出现的问题,绝不应该回避或否认。但同样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以此为契机全面否定中国疫苗产业安全水准、罔顾事实吹捧国外疫苗甚至怂恿去国外打疫苗的舆论。

还是请数据说话吧。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显示:

【去年申请批签发共50个品种,4404个批次。其中通过批签发审核的是4388个批次,总拒签是16个批次。其中国产批次为4239个批次,通过4237个批次,拒签2个批次,拒签率0.047%。其中进口疫苗批次为165个批次,通过151个批次,拒签14个批次,拒签率为9.27%

国产疫苗拒签率0.047%,进口疫苗拒签率9.27%。王福重还好意思继续鼓吹打进口疫苗吗?

不过,说起出国去打疫苗,中国目前还停留在几个公知口头上叫嚣的阶段,而对美国人确实实实在在的体验过呢!

2004年,美国疫苗巨头凯龙公司位于英国的一家生产工厂因污染问题被英国当局下令关闭,涉事疫苗一次就高达5000万支!而凯龙公司承担了美国流感疫苗的一半市场供应。这使得美国面临严重的疫苗短缺,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跑到加拿大去注射流感疫苗。为了保证本国人有足够的疫苗可打,加拿大不得不开始制止美国人来打疫苗。为此,加拿大多个省的卫生官员发出通知,要求卫生站在注射流感疫苗时必须检查顾客是否有该省的身份证,没有就不给予注射。加拿大医药协会也向所有的医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不要为来加拿大旅游的美国游客注射流感疫苗。看来,在出国打流感疫苗时,美国护照并没有像公知们吹嘘的那样值钱啊!

美国疫苗的品质不可靠,甚至使得中国的川贝枇杷膏在美国被奉为神药!相对于中国,美国人注射流感疫苗的比例高得多,但是却无法阻止流感的横行。2018年初,美国再次遭到流感的袭击。仅仅在2018年第3周,美国因为流感或者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4064人。流感肆虐之下的美国人,对流感疫苗的有效性深表怀疑,却通过切身体验对中国“神药”川贝枇杷膏的防流感功能深表赞赏。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2月22日报道,被标为“草药饮食补充剂”的“京都念慈菴川贝枇杷膏”因使病患成功止咳,在纽约流行。枇杷膏在纽约的中国超市里售价约为7美元(约合人民币44元),通过第三方网购则可能达到70美元(约合人民币440元)!一瓶枇杷膏在美国卖到了440元!足可见,美国人对流感疫苗效果的差评与不信任到了啥程度。

据《华尔街日报》文章里说道,一位纽约建筑师和设计师Alex Schweder因为感冒引发的咳嗽连续10多天都不见好,在吃了很多药仍然没有好转迹象后,他曾经在30年前旅居香港的女友让他喝了“川贝枇杷膏”,大概15分钟后,Alex的不仅咳嗽大大好转,就连呼吸也没那么难受了。被“川贝枇杷膏”震惊到的Alex,立刻发了条朋友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这个小糖浆的神奇功效。兴奋的他还专门打电话“安利”自己同样在咳嗽的朋友们,于是,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下,很快,川贝枇杷膏占据了纽约的广告圈、文艺圈、娱乐圈和热门话题。而同样咳嗽久治不愈的好莱坞影星Matthew Modine在看到枇杷膏的神奇功效后,也买了……试完后,简直停都停不下来!是不是可以化用一句赵本山大叔的广告词——治病看什么?不看广告,不看公知嚎叫,只看疗效!

全面进口疫苗舆论背后,要提防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惊天棋局

二、监管也无法遏制的逐利冲动:外国医药巨头的造假问题

有些人吹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疫苗监管体制极度严格,对美国对疫苗事件受害者的所谓天价赔偿制度更是击节赞赏。且不说,当年逼得美国不得不通过强力监管手段来建立民众对于疫苗信任的,是共造成4万名儿童患上脊髓灰质炎,200名儿童患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10名儿童死亡的疫苗灾难。就是从近些年西方国家几大医药巨头的表现来看,仍然是丑闻缠身,造假信息不断。例如:

2005年英国观察家报披露,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卷入一起利用利用孤儿监护权方面的漏洞,对在纽约一家儿童中心的艾滋病孤儿进行抗艾滋病药物试验的丑闻,其中有些试验对象竟然是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在1995年到1997年间,他们多次在该孤儿院儿童身上进行药物试验,其中一名只有6个月大的婴儿曾经被注射双倍剂量的药物。对于上述报道,葛兰素史克并不否认,认为并不存在不当之处。

2008年,赛诺菲巴斯德公司被指控在波兰的350名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对未经测试的H5N1疫苗进行秘密实验,造成至少21人死亡,并导致200人住院治疗。这家世界第三大制药公司是位于旧金山的Sutro Biopharma的合作伙伴,而Sutro Biopharma的首席执行官是摩根士丹利前高管约翰弗瑞德。

2009年,日本批准葛兰素史克发明的宫颈癌疫苗上市,截止2016年四月份累计接种893万例,累计报告六百三十多起严重不良事件。不少女性接种该疫苗以后出现了影响肢体运动的神经系统损害,日本目前已经暂停了接种推荐。宫颈癌疫苗不良事件受害者已经正式起诉日本政府和疫苗供应商。

2013年7月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被曝光,随后美国《纽约时报》爆料称,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不仅在销售层面上违背行业道德行贿医生,在研发神经类药物时,竟在试验药物尚未通过动物实验前,就开始进行人体实验。

在这些试验生产环节之外,外国疫苗巨头们还积极操纵舆论、收买相关立法与决策人员,甚至不惜科研造假!

默克制药为了自家的乳头瘤病毒疫苗,就针对女性立法者展开了密集游说。虽然这种游说被学界、智库等第三方强烈要求公开透明化,但是实际上却并不乐观。

2013年,全球著名药商英国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下称“GSK)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中国研发中心此前的“某些数据确实存在不实之处”,映证了之前受到的指控“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科学家在2010年发表在《自然医学》的研究论文涉嫌数据造假”。2010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臧敬五为通讯作者的研究论文《白细胞介素7(IL7)对TH17细胞的存活和扩增作用》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医学》上发表。由于上述论文表明“白细胞介素7(IL7)对多发性硬化症动物模型和患者血液中TH17细胞的生存和扩增起关键作用”,IL7受体已成为GSK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候选药物并顺利进入药物上市前的临床试验阶段。而GSK对这一数据造假的官方确认,也将动摇其新药研究的基础——这一本应来自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血样的数据,实际上却被来自健康人群的血样所替代。

2008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两篇文章,详细揭露了美国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曾经多次花钱雇写手为“万络”等药品炮制研究报告,然后挂上医学研究专家的名字,发表在医学杂志上。默克公司上世纪90年代推出镇痛药“万络”,但此后多项临床研究证明,服用“万络”18个月以上的病人突发心脏病或中风几率成倍增加。迫于压力,默克公司于2004年9月在全球范围内停止销售“万络”。而此前,不少关于“万络”的医学研究实际上由默克公司自己执行。公司花钱请人为这些研究写报告,当这些报告最终出现在医学杂志上时,报告作者却变成了知名医学研究专家。而这些专家事实上并没有参与研究,或只参与极少一部分研究。默克公司让员工或雇用出版公司人员为研究报告“打草稿”,然后“招聘一些医学专家”,把他们变成最终报告的“第一作者”。

2016年,据著名论文打假专家Leonid Schneider爆料,瑞辉员工Min-Jean Yin发表的5篇论文涉嫌造假。瑞辉员工造假大胆到了什么程度?发表的五篇论文中竟然都复制同一张图片,连换都懒得换。而这些论文都围绕瑞辉正在开发的癌症新药展开“研究论证”!迫于实锤证据的压力,作者不得不宣布撤回这些造假论文,瑞辉也只好宣布将造假员工解聘。

总之,为了便于推广新药,葛兰素史克、瑞辉、默克等国际医药巨头不惜数据造假、炮制假论文来作为自己新药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体制下,科研工作者被资本收买豢养、为期追求利润最大化制造理论基础的本质关系,由此可见一斑!这也给我们理解国内一些人极力美化的美国“学术自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样本。

三、反疫苗运动:西半球首先重现麻疹病患者的是美国!

正是因为国外医药巨头们长期以来劣迹斑斑,丑闻不断,而且长袖善舞,最善于学术造假、收买立法决策者,即使暂时没有丑闻也未必没有问题,因此在西方国家当民众对医药巨头们的不信任感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以反对注射疫苗本身这一形式爆发出来了。其结果是,在西半球与2010年宣布全部消灭麻疹以后,第一个再度出现麻疹的国家竟然是——美国!自由的民主的美国,公知们鼓吹要出国打疫苗、进口疫苗的美国!

2015年春天,在美国已经绝迹多年的麻疹不但死灰复燃,而且造成了12年来第一例儿童死亡。在英国,儿童麻疹的发病率也重新抬头。英美等国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麻疹的发病率与儿童接种疫苗的普及率成反比,换句话说,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数量越多,麻疹的发病率越高。而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与一场持续了10多年的“反疫苗接种运动”(‘anti-vax' movement)直接有关。

一场波及英国、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反疫苗接种运动”,始作俑者是英国的一位肠胃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他在1998年2月在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把三种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直接联系起来。

韦克菲尔德的论文记录了12名儿童肠胃病患者,其中9名患者的表现达到自闭症的诊断标准。患者的家长报告说,自闭症状都是在小孩接受了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疫苗(即MMR)三合一接种后出现的。韦克菲尔德据此推论MMR疫苗接种会影响到儿童的大脑发育,引发自闭症。他建议 将三种疫苗分开接种,间隔期延长。

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在西方世界催生了一场公共健康安全的大恐慌。一些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闭症的名人,如好莱坞明星吉姆·凯瑞(Jim Carrey),坚信韦克菲尔德的理论,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父母因此拒绝或者推迟让孩子接受MMR疫苗,使得英美等国儿童患麻疹等疾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

医药巨头在社会中的巨大权力,有能力尽可能地消除任何对自己不利的消息,这在韦克菲尔德发表自己对于疫苗生产厂家不利的成果后所遭受的打击中就可以得到映证:

比如,许多医学专家撰文驳斥韦克菲尔德的论文没有数据和临床支持,缺乏科学道德。连最初13名共同署名的作者中的10人,也发表声明说,“文章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麻风腮疫苗将导致孤独症,因为有关数据不充分。”而这些反驳不少有被医药资本收买的嫌疑。

2004年3月,《柳叶刀》以证明韦克菲尔德弄虚作假为由撤销了这篇论文并道歉。这也有明显的医药巨头公关的痕迹。

2011年,英国医学委员会开除了韦克菲尔德的行医资格,并建议对他以前发表的所有论文重新审查。这当中仍然可以看到医药公司公关的鬼影。

为了持续宣传自己的主张,韦克菲尔德还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疫苗黑幕:从隐瞒到灾难》(Vaxxed: From Cover-Up to Catastrophe )以更详细直观的形式揭露西方医药企业黑幕,但是,同样的,迫于相关医药利益集团的压力,这部原计划展映于2016年翠贝卡电影节的纪录片,却在电影节开幕之前被主办方撤下。尽管仍有许多人,包括医学专业人士,相信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并为他鸣冤叫屈。

全面进口疫苗舆论背后,要提防外资医药巨头进军中国市场的惊天棋局

固然,从历史经验上看,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但是,在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主导着医药研制生产的格局下,民众对于疫苗的不信任感,与其说是对疫苗本身,毋宁说是对着生产疫苗的私人资本体制。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疫苗在中国也是一类疫苗,但是却并没有接收到关于注射者产生自闭症的病例。因此,疫苗的可靠性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于,疫苗本身的可靠性并不能保证西方医药巨头生产的就是可靠疫苗!他们完全有可能为了最大化利益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疫苗生产进行掺加,导致问题疫苗的出现。在欧美国家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反疫苗运动,不能简单地视为是由一部分人挑起的民众反科学运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几大医药巨头的一系列已被曝光的丑闻和有待曝光的黑幕,无疑为民众的这一不信任心理提供了事实依据。在不能保证私人医药巨头能够痛改前非的前提下,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不可能得以根本消除。

从前在中国,每次发生公知法律党们明显胡搅蛮缠的无中生有式的质疑行为时,总有人为法律党们的“死磕”行为开脱,认为是中国政府机关的许多行为确实不值得信任。仿照这样的逻辑来看美国的反疫苗运动,我们似乎确实可以说,正是因为美国私人医药垄断巨头们长期以来的劣迹,使得民众对他们生产的疫苗很难抱有充分的信任,尽管这本身是以民众自身的健康安全可能的受损为代价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归根到底,还是以私人垄断资本为主导组织事关全体民众健康安全的疫苗生产这一体制造成的问题。这一次,叫“体制”背锅一点都不亏!

反疫苗运动的实质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医药资本巨头作恶,疫苗科学技术躺枪,大多数普通民众用自己的生命健康最终为此买单。从直观上看,西方民众对疫苗本身的极度不信任情绪似乎有点反科学的味道,略显偏激甚至偏执。但问题不在他们身上,而在于造成这种不不信任社会环境的医药生产组织体制。马克思说,要区分技术和技术的社会应用,需要时间。西方国家对于疫苗的态度,也是如此,而前提是要使疫苗研发生产的组织权力从永远无法满足逐利冲动的私人医药巨头的手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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