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是如何破坏中国疫苗体系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监管为什么无力？ 

今天疫苗出了事之后，大家都在喷监管，我们不妨看一看以前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又是怎样说的。

【各国的经验均表明，只要存在着政府监管，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监管越多腐败越严重，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

监管还有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它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越监管，监管越多，最后完全扼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经济观察报》--《张维迎：为什么会有贿赂行为？》】

当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呼吁去监管、取消监管，监管不到位出了问题又转过头来怪监管不力，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关注监管体制的人里面，也有不少人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监管体制上的差异，认为美国的监管体制非常严格，对出来问题的企业也是往死了罚，而中国在这方面显然做得不是很好，这是不难解释的。美国的问题疫苗事件在一开始也是层出不穷。例如，1955年，美国中西部五个州的约20万名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随后发生了多起接种疫苗的儿童瘫痪事件。调查最终追溯到这些疫苗的生产商，位于加州伯克利的一家家族医药企业Cutter Laboratories，因疫苗未能有效灭活病毒，共造成4万名儿童患上脊髓灰质炎，200名儿童患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10名儿童死亡。

而中国从新中国建立到90年代之前，我们也普遍注射各种疫苗，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这种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以及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疫苗生产和监管体系，从一开始就是远远比美国的私人资本主导的体系优秀的。美国直到最近几年，仍然有很多儿童注射疫苗后患上了自闭症的事件，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疫苗运动。

当然，今天美国对疫苗的监管制度比50年前进步了不少，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疫苗安全事件频出，这些事故成了当时中国、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把柄，为了防止广大民众跟着美国左派和共产党推翻美国体制，美国垄断资本不得不进行自我克制，学习社会主义中国和古巴政府对疫苗生产进行严格控制的体制，接纳保留罗斯福新政及进步运动约束资本的传统，对疫苗进行严格的监管，但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家庭深受毒疫苗劣质疫苗的摧残。

中国的疫苗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国营的，以国家为后盾运营，拥有几乎最严格的监管体制。而随着90年代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泛滥，一下子将中国的疫苗生产和监管体系变成了50年前的美国。许多国营企业开始私有化，后来疫苗机构也开始私有化，再加上新自由主义一直呼吁的给企业松绑、去监管，原本政府对经济和科技强大的监管和领导体制和能力被不断压缩（比如当年我们的八个工业机械部，今天可能就只是科技部里的一个科室了）。美国派出的自由主义学者还在忽悠中国政府搞小政府、弱政府、分权政府，鼓吹将许多本来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被下方到地方，鼓吹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自由、利益和人权，“腐败是改革最好的润滑剂”，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私人资本和外资的权利。

在任何一个私有制市场经济国家，私人资本必然会或多或少俘获和控制政府权力，即便是美国如FDA（食品药品监督局）也被孟山都等转基因巨头所控制。在中国，私营企业把只把很少的一部分资金用于生产，而把更多的钱投入到销售上，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权力已经逐级下放的监管部门行贿，这样监管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更加美国，更加新自由主义。而美国在某些方面却比中国像社会主义，比如大政府和针对资本的强监管。以2017年为例，2017年美国FDA的部门预算收入为51亿美元（折332亿人民币），雇员人数超过9千人，大部分为药品及法律领域的专家，少部分为专业执法者，且随时都保持着超过1千名雇员活跃在美国各地，对药品销售进行抽检。而中国呢？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的部门总支出仅为16亿人民币，编制总人数为345名，其中稽查专员10名。

2015年5月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这意味着，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以后药品实际交易价格将由市场主导。许多老百姓买不起药的源头在哪里，就在这里。可见，在新自由主义的忽悠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实际主导权、掌控权与美国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许多人猜测，发改委的这次放权与此前的腐败窝案不无关系。”原来，发改委价格司复杂管理药品价格的官员出现反复的腐败窝案，最终的结果是，政府管理和监管药品价格的的权力被取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说，“早就让你们取消这个监管权力，早取消不就没有这么多腐败了吗？”

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及菲律宾、印度这样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政要（总统、总理、部长）都层出不穷地腐败，难道美国、法国、韩国把政府取消了吗？而新自由主义者以监管体系存在腐败，就要求去监管去权力，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在说，因为党和政府腐败了，就要取消党的领导。可是问题在于，从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一直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群众路线，本来腐败并不严重，正是在新自由主义者呼吁下，我们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管，而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外部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腐蚀又在加大，这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美国一方面不停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使得中国原本在公有制下已经比较完善的对经济和产业干预、控制、监管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弱，从而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一方面美国在自己国内却没有完全实行其所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比之下，美国才是所谓的“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按照美国的教导和新自由主义学者的教唆反而变成了“小政府”、“弱政府”，然后他们又将疫苗问题都扣在党和政府头上，其用心何其毒也。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如何摧毁了疫苗生产和流通体系

疫苗事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私有化，还有市场化。这次出问题的武汉生物就有国企背景。从整体上来说，无论是煤矿等资源领域，还是食品药品领域（三鹿事件爆发前早已私有化，而三元等国企则没有这些问题），国企的表现都远远好于私企。但是，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国企就没有问题。

“国有”和“国营”是两个概念。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国有仅仅是表明了企业的所有权，而国营则进一步表明了企业的经营方式。在不少企业里，国家控股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因此从名义上说，这一类企业也算是国有企业。但是，某些此类的企业制度及企业管理层却被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模式污染，虽然是国家控股，却按照私人资本的逻辑运营，将牟取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首要乃至唯一目的，由于这种市场化、产业化的运营方式，它们的生产过程、销售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私人企业的色彩，甚至与私人企业并无二般。而按照这样的运营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是来自国有企业，仍有可能造成与私有企业一样、甚至比一般私有企业更加恶劣的后果。长春长生私有化后，“业绩数据显示，长生生物研发投入为1.2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87%，2016年的研发投入更是只有4333.60万元，营收10.18亿元，占营收4%。年报数据显示，长生生物的推广费由2016年的2.02亿，激增至2017年的4.42亿元；会议费为7284万元，同比增加2884%。”这样私人资本模式使他们迅速打败了许多国企，变成了疫苗之王，如果不是这次疫苗事件的爆发，那些国企疫苗企业要么被击垮，要么被迫采用“疫苗之王”这类生产和销售模式。这就是自由市场化竞争中永远的铁律——劣币驱逐良币，要避免这一点，政府和大众对资本和市场的强力干预监管是必须的。

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对疫苗体系的损害，还体现在疫苗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上。实际上，在疫苗这样关系老百姓基本卫生健康安全的领域，不是地方自由采购，而是“统购统销原则”才能保障最大程度的安全，因为只有政府的统购统销，由卫生主管部门作为决策主体，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来推行疫苗接种工作，才能够确保选用合格安全的疫苗，防止由各个下级单位自行其是、存在个人利益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被贿赂收买的空间。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震惊全国的庞氏私人资本疫苗经营案中，涉案疫苗为二类疫苗，非法经营疫苗涉24省市，其中包括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市。但是，上海市却能幸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上海市的二类疫苗采购流程，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模式进行，不是像其他省市那样让许多单位都有自主采购权，因而也就避免了决策人众多、存在利益输送空间的可能。《我不是药神》反映了外国药企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国病人的事实，但是，如果由政府某机构出面，代表中国广大消费者和病人与西方药企谈判，能够很大程度将天价救命药降低，但是我们很长时间里恰恰被新自由主义忽悠瘸了，政府不干预市场和资本，让中国消费者及病人作为一盘散沙去和西方资本寡头和药企博弈，自然任人宰割。

中国原来疫苗是全国范围内的统购统销，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思路之下，权力先是下放到省级统购统销，然后又进一步权力下放，最后基层都能自主购买一类和二类疫苗。从供给方看，二类疫苗的销售也曾经全面向私人资本放开，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劣质疫苗问题，例如，庞氏三人注册的私人公司倒卖疫苗，却没有按规定冷藏储存与运输，结果出现了5.7亿金额的非法疫苗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孙晓冬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的第二类疫苗采取的是“统购统销”模式，统一由市疾控中心采购，派送到区县疾控中心，再根据需求分到各社区医院。

“上海是由疾控中心统一定疫苗的，而且24小时冷链监测，全市统一联网，冰箱都有温度监测，超过就会报警，但还是有家长会有犹豫。”其中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说。】

因此，

【一位卫生防疫业内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允许接种单位可自由购买第二类疫苗的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也有专家提出要修改《条例》，认为第二类疫苗“统购统销”更好。

（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pTFwMZSfHnJjR8gXGyfjA）】

总之，看到王先生的话，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韩寒关于《我不是药神》的观后感：

看看这一段：

【题外说两句，在《我不是药神》里，为了戏剧冲突需要，唯一的反面角色是那家研发出新药的药企。事实上，一些药企，为了研发新药，时间投入都是数年十数年，资金投入数亿十多亿，甚至一无所获。本质上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研发，很多绝症才有了希望。这是一个复杂矛盾的话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不是非黑即白无商不奸这么简单，所以我不希望观众看完以后把怨恨宣泄在那些研发新药的药企身上。他们不是坏人，这也会歪了这部片子的良苦立意。医疗保障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点。这部电影和它背后真实的故事所带给社会的贡献也在于此。】

针对这段话，网上有评论说：

【翻译一下韩寒的话：大家千万不要把矛头对准资本啊，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

就像以前一样。当于欢案曝光后，他们骂警察不作为，骂法院没人情，至于导致这场悲剧的高利贷合法化，他们并不追究，甚至当初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高利贷合法化的。当《我不是药神》上映后，他们继续把买不起药的责任丢给国家，丢给医疗保障，至于制定天价的药企资本，他们依然不追究，因为人家是投入了好多心血的啊。当“问题疫苗”曝光后，他们又开始骂药监部门不作为，至于私企为什么会生产出次品，那一定是药监部门的错，不是私有化的错。

当然，我们并无意为政府相关部门开脱其应有的责任，在事情已经出了之后，完善药物监管体系、加大对涉事企业和个人的处罚力度以儆效尤，都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如果在这两个方面还打折扣，是真的不能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的。不过，这些工作也仅仅是针对这单独的一次事件的，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些事件再次发生，则需要认真反思，我们在私有化、市场化的路上还能再走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