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穷地方建立，尽管依靠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发展前进的步伐很快，但几十年还是不能同资本家一样富有。经济的发展满足不了人们迅速增长的愿望、需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被形容为一张白纸、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文盲充斥、迷信泛滥，处于洋火洋布洋钉子时代，工业几乎没有。到1976年的27年时间基本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农业体系，干成了成百上千项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走完了国外资本主义需要200年发展才能实现的目标。以仅有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受到世界称赞。丰功伟绩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但因公有制性质人们受私有制影响一时同自己的具体利益联系不起来。 社会主义保证全民共富制度目标生活水平的提升，二十几年内在那样贫困的条件下，不可能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丰衣足食期望。与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上层比较差距不少。在那么困难的基础上不到30年，全体人民要赶超几百年的资本主义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可能。 饥寒交迫容易改变，富裕无忧难得，无数人在被内外流言蜚语的破坏社会主的义教育、运行中，陷入不客观比较的陷阱，给走资派否定社会主义酿成了大范围的思想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应运而生。苏联无数人就是想既保住社会主义时期的现成所得，又要获取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遥相呼应共同葬送了“苏共社”。现在连一贯誓死反社会主义的大批文人都后悔不及，如索尔仁尼琴。 要理性的认识社会问题是困难的，也是受阶级地位束缚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口竟然没有增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据此情况做出了一个世界震惊的估计，旧中国平均每年大约饿死300到700万人，整个民国时期饿死2亿人。这是基本准确的。旧中国的常态现象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人比比皆是。流离失所、离乡背井、沿门乞讨、卖儿卖女是常见之事。抛弃了消除这些弊端的社会主义，必然再度促进社会主义的怀念。 为什么只有苏中社会主义时期的饥荒问题被传播得沸沸扬扬？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时期人人都一样。那些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的不应该挨饿者，也同群众一样共度饥荒挨了饿。所以造谣渲染得黑暗无比、凄惨可怕。中外造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70万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背景下出现的。为什么旧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却无声息？因为统治阶级及其集团，掌握舆论大权的人没有在任何饥荒中忍饥挨饿，生活花天酒地。有历史话语权的人对历史的记忆是选择性的。 反社的反革命们诬蔑、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无限抬高期望值，对27年的社会主义锱铢必较，求全责备、狠毒鞭笞短期的社会主义，嚣张猖狂地攻击一点不计其余。几千年的旧社会罄竹难书的罪恶却心平气和，还弘扬所谓的优秀文化遗产。 几千年都难以改变的贫困艰难窘境，要二十几年社会主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是否定社会主义的一种高明方法，苏中的走资派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一个数量相当大的人的拥护，毁掉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愁的再现，现在中苏惊人的贫富悬殊差距是最好的写照。 在解散农业社、贱卖光国企等正反两方面的现实比较中，人民会逐步提高认识。例如前一段涌现的八青年，近期高考出现的高三学生的零分作文，就是具有批判意识的表现。一篇是议论“平衡”的，一篇是《站在桑拿室门口》，一篇是《这篇高考作文，给你零分还是满分？》中的议论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按阶级地位划分。 三 几千年私有制经济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存续与影响，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阻碍了生产力本应能取得的发展进步，贫苦农民阶级始终未能越过维持生命的吃住穿最低标准线，故有“民以食为天”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人民被逼入死路的境地中揭竿而起革命成功的。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不可能短期内实现预想中的丰衣足食。 新中国成立时几乎没有工业，农耕社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有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势力。毛主席在1975年逝世前认为当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分配制度与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重申了“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组织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据此判断走资派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抵制走资派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的经济制度，人们一时不能从内心同自己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把社会主义等同成自己的财产来对待、维护。所以不象资本家那样产生自觉自为地维护的阶级力量。很显然，“社革建” 破私立公几十年，还不能在全党全军全民中形成思想上强大的支撑社会主义持续运行的群体。走资派篡夺最高领导权，利用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没有受到大的抵制，很容易破公立私搞成了私有化，复辟了资本主义。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巨大的，专政不能专政群众，只能因势利导启发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依靠夺取的政权力量完成，随之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全社会，特别是在党内上层，便处于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公与私、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与谋取名利权力的矛盾，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各方面、各层次表现的尤为曲折、激烈、复杂，又以各种方式遮蔽、隐晦。争权夺利打着各种旗号在党内上层蔓延，但都表现为无数人民内部矛盾的堆积，其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主席明察秋毫，深知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搞“社革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因而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是思想革命化的必修课。 华国锋以貌似忠诚掩盖着不断膨胀的权力名誉欲望，最终干出了宫廷政变的罪恶勾当，千言万语不抵一奸过。由此打开了革命成果被葬送的阀门，非公有制社会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悲苦上，又有曾经社会主义的比照，必定把无数人逼向社会主义。 四 毛主席在世时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采取许多措施予以改变，但收效甚微。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抽象的理论思维，党内高干当官做老爷懒于学习，认识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是片面认为革命胜利了，谁能复辟了资本主义？ 尽管毛主席不遗余力、稀声大音，又挑明社教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缺乏理论思维，不但不能理解，反而内心抵触、反感，厌恶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林彪一伙人是这样，华国锋一伙人也是这样，周总理一批老革命也如此。纷纷从民主革命派沦为走资派或走资派同路人，在上演了规模最大的“成者何也败者何”。 林彪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毛主席看清了林彪所暴露的思想，并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需要继续革命，如此接班也不过是搞个林式修正主义罢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表现是这种理论不同形式的继续。9.13后纠正了总理提出批林批极左的意见，因而揭穿了林以极左掩盖极右实质。从中可见当时中央对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理解的鸿沟性分歧。 林彪是不自觉的修正主义者，自己不意识自己是修正主义。而邓小平则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写检讨的诚恳态度与伪装表达的意识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得到了主席的信任。“三项指示为纲”是打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被识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开国功臣是绝对不相信毛主席对刘林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定性判断。华国锋更不值一提。郭沫若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代表了那时高干层的普遍认识。狼露出了狰狞獠牙时又默认了。 连邓力群那样地位的人，都根本不理解毛主席事先的警示，抵触、抵制、反感，只有等到邓小平干的复辟现实到来时才能认识。当时被邓非常狡猾的阴谋诡计深深蒙蔽欺骗，成为邓的铁杆信徒，在邓授意下写了被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总纲》。许多曾经誓死拥邓的高干后来才有所觉悟。邓力群、王震、李尔重、王光美等。黄吴李邱到死都认识不够。 毛主席居于最高领袖地位，掌握最高权力，反修防修反复辟，限制了党内走资派搞不不成目前这样的“中特社”。并把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现实性的结论作在实际结局出现之前，没有可资证明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不被党内高干层从思想深处理解认识，慑于领袖的权威又不能公开反对。搞社教文革反复辟，处于制止了复辟事实存在的局限性中。人民群众也不理解，1976年4·5天安门事件就是例证。 情况愈是这样，毛主席就愈加不遗余力，绝不留下一个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走资派就愈加谨慎伪装，人民就愈加难以识破，并且反感批判、清算走资派势力的政治运动，反而同情走资派的被批判处境。毛主席因自己处于最高领袖地位而陷于有结论，无事实证明又无法破解的局限性死结中。局限性表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尽管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就是不能宜将剩勇追穷寇，如消灭国民党军队一样按“你死我活”的原则处理走资派，因为没有能理解的顺理成章的群众性的认同基础。 领袖逝世了，走资派上台取得了最高权力，资本主义复辟了，再反复辟就失去最有力的最高权力的领袖条件了。只能进行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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