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对尔后国际共运的影响

坚持反修论战，毛主席怒怼调和派

1964年3月，由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与苏联的公开论战。

3月6日下午，中罗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3月6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那里开了一次会。分析了罗马尼亚代表团这几天的表现。毛主席说，看了你们会谈的记录，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3月7日中罗两党会谈开完后，毛主席在住处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毛主席亦庄亦谐地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的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二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毛主席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

毛主席又重复地说，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

这时齐奥塞斯库插进来说，公开论战造成许多损失，甚至也造成一些牺牲，有许多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齐奥塞斯库说，执政的党，公开论战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些；但没有执政的党，公开论战给他们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毛主席就问，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齐奥塞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齐奥塞斯库接着说，我们很早以前说过，也告诉过这些党，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你们有没有要求他公开取消那些东西？如果他取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就不来答辩，不再批评他们了。齐奥塞斯库说，我们的建议只是要创造一个条件，暂停几个月。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天也不会塌下来、妇女也照样生孩子。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毛主席说，这不对，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1964年12月，苏共新领导又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个九个党的代表团以古巴党为首，包括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党的代表。这个代表团来北京的目的，主要是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　

12月14日，毛主席会见了这个代表团。毛主席回答他们说，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很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公开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毛主席说，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样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毛主席说，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讲得通吗？毛主席还对他们说，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毛主席对苏联的最后告诫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后飞抵北京。2月11日，毛主席同他会谈。　

毛主席说，1962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引者注）曾经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只要你们发动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哪一天才能够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25年，25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毛主席说，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毛主席说，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毛主席说，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毛主席说，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毛主席说，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毛主席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尔后的历史并未如毛主席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吸收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并没有因为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认真团结中共及其他各兄弟党。相反，他们一面奢谈“团结”，一面推行大国霸权主义。至于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未曾有过丝毫反省，一意孤行直至苏共倒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