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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依法定的形式保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教育，而且，国家政府承揽教育经费，收费低廉让困难家庭接受得起；另一个阶段就是自高中开始到大学教育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没有强制性，但是，“全程自费”，视每个家庭的承受能力酌情决定是否接受，办学的学校把知识以商品形式出售给求学学生牟利。这后一个阶段，从1993年录取的那批大学新生国家不包分配起始到2000年稍后，大体成型为“产业化”的教育体制。这样的“产业化”的教育体制，在最近的十五六年里不断精雕细琢，已经成为以个人投资求学再个人奋斗竞争博成功的教育体制的转变。

产业化造成的某种弊端，在古时候就曾有体现：没钱别上大学，或者没钱就没有进大学进阶深造的机会。这样的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的家境——家庭经济实力要求极高。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论说，具体页码在中华书局2001年7月版208页-209页。文字呢不多也不少，原文转述“累”，所以我直说其中最要紧的一个观点：受教育者，必须是地主家的孩子。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要成为地主家境，要有数代人的努力，所以，封建社会时代的“田舍郎“登“天子堂”的概率极小极小”。因为，你扛不起昂贵的求学费用。民间的传说里少不了的“才子佳人”例证：贫家子弟有奇志，考学中举一路顺当的烂故事，基本上是古代励志类的虚构和某一类大叔的无耻意淫。真实的历史实像——读书读出个名堂——得一官半职，很费钱！

《儒林外史》可证：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丢脸的家伙，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

在这段话里看得分明，这是有他老丈人不时贴补他的家用才能由他考初等功名。但是，进一步的要高升考举人，就不一样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年，做了几个文会。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

从以上文句看，考取更高级的功名更费钱。范进考举人家里就“饿了两三天”，显然，他把家里的钱全搜刮用来赶考了。而且，从后文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看，他只是在省内乡试应考，还没有出了广东省。倘若他要从广东去北京考进士呢？那一大笔盘缠能扛得起么？当然，念书念到了举人这一级就有做官的资格了。再设想一下，万一这一次范进考不住，他会不会放弃？不放弃的话，他是否要把这个家的家财全搭进去？

所以说呢，在封建时代，念书要念出个名堂——考中一官半职，没有雄厚的财力做底不可能的！

现在，从高中到大学教育秉持“产业化”办教育的宗旨指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也逐渐具备了同样的特点——无钱休想在考学路上有好的前程。这个，对于经济状况困难的城市下层居民以及更多的农村家庭来讲是个重击——因为谁也知道，在有优良师资力量的重点高中上三年与在普通高中上三年的结果，从大概率来讲，绝对有高下之分。考上大学的概率，与考上的大学的层级也绝对有高低之别。这就决定了日后个人发展起跳的台阶有高低之别。所以很多很多的人要花大钱打破头也要挤进重点高中的门——择校生。于是，拼家财比花钱上重点高中就成了常态，这对于大多数生活不富裕的城市底层家庭和绝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来讲，财力上处于劣势，就堵绝了这些家庭的孩子一条上进的路子。

当然，现在有那么一个叫做“学区制”的制度据说是克制这种弊端的法子——你的户口在哪个学区，那你就只能在为这个学区指定的学校上学。据说能消灭“择校生”。但是，想在好高中所在的学区上学钻空子有的是堂皇的法子——在那些学区买房子落户口，自然也就有了进好高中上学的机会。这又催生另一个弊端：这些有好高中的学区房价猛涨，还有了一路别样的新生名词——学区房。房价猛涨的学区房只有富人们买得起，那么，这些学区里的好高中里，富人家的子弟汹汹然杀进，挤占了优质教育资源。在日后的高考中，在与家境普通的孩子考试比拼时，依仗已得到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累计，整体大概率胜出是必然的。那么，在好大学的新生中，富家子的比例逐年上升也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刘强东向母校捐赠助贫款项就遇到这样的尴尬：

【刘强东92年上人大的时候，班里就2个贫困生补助的名额，国家发放助学金，班里大部分人都去抢，因为班里70%的人来自于农村。后来刘强东有钱之后，给人大捐了一千多万贫困助学金，希望帮一下农村穷困学子。结果一二年过去了很少有人申请，人大的校领导很为难的对刘强东表示，你不要再捐了，助学金实在很难发出去，现在人大里已经基本没有农村来的贫困生了，符合条件的太少。】

http://k.sina.com.cn/article_3851429457_e590265100100axu5.html?from=job

农村的贫困生什么时候都会有，但是在高层级大学里被“消灭”了，那可不是我们的扶贫工作做得好，而是，贫苦学生被富家子们挤出了好高中，他们获得好高中的助力考上好大学的路子基本被堵绝了。有这样的消息可印证：

【北大在2016年公布农村生源比例为15%，而同期农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至少一半以上。】

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历史上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初刘毅《请罢中正除九品疏》）之类的历史再重演是极有可能的——知识与财富结缘。因为人为的制度漏洞被放大成了社会弊端，那这个社会、国家就要付出代价——历史上势（士）族把持政权导致“五胡乱华”，现在知识与权势和财富勾结会怎样？无论怎样，对中国的未来绝非善事。

上下看历史，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只要是剥削社会存在的时代，知识被权势、财富阶级垄断就是个常态，也是一个极端可耻的常态，在这种“常态”下，知识是有价码的。最早的求学价码的记录应该在《论语·述而》：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束脩”就是学生送给老师的见面礼或者学费。主流的，也是浅薄的看法，这个礼物是很微薄的，但是，清朝考据学大家孔广森《经学卮言》：“束脩”指一束（十条以上）干肉，相当于束帛十端（五匹丝织品，合古尺二十丈），这在孔子时代是绝对的一份厚礼、大礼。

孔子兴办私学乃是西周“官学下移”的产物，也就是说，早期中国的高层级学问都在官府保存着，用来教育贵族子弟。西周灭亡，东周势微，掌握“官学”的东周礼官们“失其职守”，“官学”向下层流动。但是，这个流动并非无限度的向下流动，而是流动到能花得起钱交换知识的那个新富阶层之后，就凝固冻结了。

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人拿颜回的例子质疑——身居“陋巷”的颜回很穷吧？

其实呢，这个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颜回是贵族！只不过失了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穷也能拿得出给孔子的那份儿见面礼。何以见得颜回是贵族？证据在《论语·先进·8》，具体文字不征引了，只说事情：

颜回死了，置办不起棺椁——内层棺外层椁。他爹——也是孔子门徒的颜路，向孔子求援，是不是把孔子的马车卖了给颜回置办棺椁？孔子回答，我的儿子死了我也没那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是做过官的人，身份摆着呢，出门不能徒步。

按孔子时代的礼制，只有贵族死后才有资格置办棺椁——内外两层棺材。颜回他们家是贵族无疑。而且，颜路、颜回他们家是孔子的母族——姥姥家！颜氏一族是贵族，从他妈那儿讲，孔子也有贵族血统。而且，孔子他爹叔梁纥也是正宗的贵族。别看他是“野合”所生，那也是贵族。如果没有那一层贵族血统，那么他四出求学肯定困难得多。就算东周“官学下移”，也不能轻易给贵族之外的庶人掌握。

秦并六国之后，颁布“挟书令”，收缴天下书籍，大部分付之一炬，小部分藏于皇宫，这使得中国高级学问又重新被君主垄断；但是，不旋踵，项羽入秦焚宫室掠财宝东去，先秦中国的高级学问，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极少数书籍隐藏散落民间。西汉初立，废“挟书令”，隐藏在民间的书籍渐渐面世，或者进入皇家，或者在民间学者中流传，但是无论如何，主流的高级的知识学问不是在官府就是在有闲的富贵人家里。贫苦者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再后来的光景依然这样，哪怕是所谓的科举考试，把高等级知识普及的范围向下延伸，但是，也止步于地主这个层级，贫寒人家的孩子无力接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和国举国力培养大学生为止，掐断了这个可耻的“传统”。可是现在“产业化”的高等教育达成的效果，竟然又慢慢向这个这个可耻的“传统”靠拢。

我们知道，治理国家需要能活学活用学问的真人才，尤其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但是，这样的能活学活用文化知识的真人才，不仅仅是使用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还是能把知识变为能力的人，有知识原创能力的人，是举一反三的人，是一窍通百窍通的人，是有悟性的人，是有天分的人。这样的天分，根本不是优质的教育资源象搬砖垒墙一样地堆砌能堆得出的。只是由优质的教育资源堆砌，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培养出学什么用什么的循规蹈矩之辈，墨守成规之辈。这些人治国谈不上创新、发展，根本不可能面对变化了的时事与环境。这些人的治理能力与现实发展脱节，就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弱化与紊乱，对国家、民族绝对是大害。所以治国必须用对知识有原创能力的人，必须用有活学活用能力的人。有原创能力的人，可遇不可求。消极的讲，在没有恶性制度的阻挡的理想状态下，只能以庞大的人口基数里万中挑一式地“冒”出来,再辅以好的教育培养成才；积极地讲，用好的制度把教育资源尽可能地向下层全力的普及，在这个过程里发现这样的人才再用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行主动培养发挥应有的好作用。但是，这都是理想状态。事实上，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段看，这样的理想状态不存在。因为总有恶的因素在阻碍这个过程——知识与财富、权势结缘的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