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继承并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摆脱了以黑格尔的观念或者概念为根源的辩证法思想，确立了以物质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一种神秘理论，过分强调观念而忽视历史发展过程。只能靠观念和词句掩饰事物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为历史现实的发展提供线索。 马克思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把理论用来解释理论，而是把辩证法作用于实践，同马克思自己说的一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经典的政治理论著作中就可看出，马克思完美地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实践的解释中，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论述了法国政治生活复杂性，揭示了“波拿巴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阶级基础，深入探讨了斗争外部形势与内部矛盾的核心，准确说明了“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它内在的经济矛盾势必会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会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先前的社会关系成为新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取代过程引起阶级斗争，新的社会就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是要在之前的生产力基础物质条件下继承，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此基础。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不是晴天霹雳般突然产生的，它也是顺应社会历史辩证发展规律的结果。二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在二月革命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由菲利普领导的金融贵族掌权，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生活条件困难，没有自己的权利。在二月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国民自卫军消极抵抗，最后王室逃跑，七月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中占有绝大多数位置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占有一定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整个斗争中都躲在背后，当资产阶级看到革命胜利的希望时，即利用自己的经济条件打压无产阶级。最终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得到。 无产阶级进而采取了六月起义的方式试图取得执政地位，但事实证明六月起义是一次失败的革命斗争。当时工业资产阶级物质基础强大，想靠突然袭击的革命手段形成长久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想和资产阶级一起占有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没有生产力、没有军队、没有物质基础，很难打败资产阶级。六月起义与二月革命不同，二月革命是推翻君主专制，六月起义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 从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辩证法分析社会矛盾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根源，一个社会阶级的发展需要否定前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君主资产阶级斗争取得胜利，这是对前一阶级的一个否定，并且这构成了后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的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是否定之上的又一个否定，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辩证法的关系、是辩证法的运动、是社会历史的运动。
从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到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整个经历了一次资产阶级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过渡，所有阶级共同推动着整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又与整体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整体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在后来直到路易·波拿巴成功复辟的这段历史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各个阶级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关系，极力维护着本阶级的阶级利益，事物发展有过程、有曲折、有前进、有倒退，一个矛盾没有充分显露就可能过渡到下一个矛盾，事物之间相互影响，互相推动。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矛盾的主次方面，既统一又对立，推动着新的事物发展。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前夜，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与波拿巴展开行政权的最后争夺，但是，党内奥尔良派与正统派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前者代表奥尔良王朝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而正统派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在矛盾之下，大多数代表不同意修改改变总统任期的宪法，只有少数人同意，于是波拿巴如愿以偿地继续掌握着国家的行政权力。当国民议会意见不统一，不断出现分裂时，现代金融贵族对秩序党进行指责，认为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的不断争吵阻碍了现代金融贵族的正常发展，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国家政权相吻合，金融贵族极力反对秩序党想通过波拿巴的政权给自己的阶级带来利益。波拿巴感觉时机成熟，提出恢复普选权，调集军队，想通过强硬的手段实行政变。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实现了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的复辟梦想，用自己拙劣的演技取得了成功。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秩序党内两大集团相互牵制、软弱无力，对波拿巴没有强硬的约束力。波拿巴的政变一切都顺理成章，各个阶级意见不统一，每一阶级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阶级与阶级之间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波拿巴凌驾于新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荡之上，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调和人获得了机会。同时，波拿巴政变的成功还有一定的阶级基础，代表了一定的利益群体，“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法国小农就像“马铃薯”一样分散，是一个“原子化”的阶级，他们彼此之间缺乏互动关系，彼此相互隔离。造成这种隔离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乡村交通不便和贫困，使得不同乡镇间的农民的交往困难，加之贫困和愚昧的缘故，致使他们无意去进行什么有价值的结社，更不用说形成政治类的社团了。另一方面，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即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拿破仑时代，这样的制度使得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有利于他们过上安稳日子，但“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已经限制了农民的发展，使他们变得闭塞保守。另外在经济上，他们无需通过社会交往就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进一步加深了小农间的隔离状态。 但是，法国小农虽然相互隔离，但却有共同的利益。马克思指出，“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可见，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一个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性的阶级。由于小农阶级的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要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利益代表人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有权威，主宰他们的一切，给他们“赐下雨露和阳光”。所以代表小农阶级的政权，其统治形式不是三权分立，用马克思的话说，“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农政权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而这正是波拿巴可以获得众多小农支持的背景。波拿巴的政变就是行政权压制立法权的胜利，他在小农和无业游民的拥护下复辟帝制，建立了行政权支配一切的社会，而立法权和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左膀右臂”，根本谈不上制衡。 马克思的辩证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剖析各个阶级背后的利益，深入阶级内部探寻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厘清各个关系中最深入的原因，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理论意义。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模式，这种历史模式是现实、运动、发展的。马克思把他的辩证法运用到了现实的历史事件中，证明了运动的基础是物质，而不是观念，证明了这种方法可以揭开现实事物发展的根源，这就是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事物要发展离不开矛盾运动。 马克思借助对波拿巴政变的历史事实想说明，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统一和对立的过程，在辩证法中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中介，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发展需要克服事物发展的阻力，阻力来源于旧事物，要对阻碍的事物进行否定才能取得进步。马克思揭示出法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路线，上升、前进、倒退，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指导今天的社会发展实践依然发挥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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