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弗兰克·迪克特就是那位荷兰学者冯客。 此人长相如下：
一个是唯利是图一门心思“找钱”花，一个是一门心思反共找枪手，两下里一凑，瘸驴拉破磨，配搭得挺好。 还有这个塞缪尔·约翰逊奖的资金来源也很耐人琢磨，据网媒报道： 【资金由一位匿名人士捐赠。】 如此乐施好善的大善人为谁？而这奖项的命名人塞缪尔·约翰逊，乃是18世纪初英国一写手，名头在英国不小。这个奖项也必是英国人设立。设立时间1999年，正是1997年英国人痛失香港之后不久。而冯客的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奖，恐怕就是因为在描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凄惨状况创下了纪录——死亡4500万人，比之前，所有“研究”给出的数字都大。 所有的信息凑在一起，这本书作为一杆投向中共的锐利的标枪的属性自无疑问。这本书的获奖，既不讲理，也很有些“道理”。 到底那个“三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经过我国学者孙经先、杨松林先生等人的研究，全是无耻的谎言！而作为《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先生的质疑根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解释与反击，这个“饿死三千万”………… 从上述文字看这样一个事实：从1982年起外国人下嘴乱咬，某些中国人又跟着众口一词——用千万以上的饿死人数帮着外国人把新中国和共产党吊打。以上举例的两本书只是其中荣誉颇高的两本。看起来，这个“饿死三千万”的话题就是一块“唐僧肉”，无论哪一路妖孽都想在上面下嘴咬下大大的一口，似乎要在历史上留名——打倒红色中国我也是出了力的？问题是谎言经得住正义者的认真考量么？ 进一步的发现，这两本书都和香港有些钩挂： 杨继绳的《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冯客先生接收蒋经国基金会的5.9万美元写《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时正在香港大学上班做教师，这本书也在香港出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两个人的一身“载誉”，都和香港有勾扯，这个香港是不是有些不一样？是不是？ 2011年杨继绳曾这样介绍： 【我是二零零七年认识冯客的。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主要是利用那里的各种方志，对《墓碑》的书稿作最后的校正。大概是二零零七年的五月间的一天，经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引见，冯客到香港中文大学找到了我。我向他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他说：「你研究怎么死的，我是研究怎么活下来的。」我觉得他的研究角度很新颖。我们还就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说三千六百万只是一个概数，想找到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一次午餐演讲会上就中国大饥荒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我记得冯客先生也来听了。】 可见，香港成了杨继绳与冯客们交流、创造、研讨与传播“饿死三千万谣言”的大本营和主阵地。 而作为冯客的助手和冯客一起接受蒋经国基金会资助，以学术研究和调查采访为名进行“饿死三千万”造谣活动的周逊，同时也是香港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据“大河网”《独立思考者杨继绳：打捞大饥荒记忆》，杨继绳先生的爹就是在大饥荒里饿死的，又： 【他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走了十几个省，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访了上百位当事人，记了十多本当事人的谈话记录，追溯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三五年间，中国人饿肚皮的往事。】 按着文章记述来讲，这本《墓碑》主要内容之一是当事人的“口述史”一类。那么，同样是“饿死三千万”，杨先生的大作自然也就有更加权威喽？ 当然，我并非否认“口述史”就没有可信度。“口述史”的可信度是有，但是不能当做分量最重的权威来用：一来，口述人的记忆随着时光流转记忆是否还清晰可以质疑；二来，口述人的言语受当时处境限制难免有不实之辞，典型者如清末民初著名的交际花——赛金花的回忆文章，生活处境的顺逆，导致了她对同一件事情前后有不一样的叙述，那么同理，杨继绳先生那上千万字的“当事人”的“口述史”是否真的反应当时实情，很可怀疑！当然，作为《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来讲，说实话的文章有多少，最近几年也饱受质疑，那么作为副主编的杨继绳先生是否在书里忠实反映了口述人的亲身经历？…… 冯客这本书和杨继绳一样，充满着谣言。由于冯客造谣太过离谱，有些地方连造谣大王杨继绳也看不下去了，杨继绳说： 【谈到毛泽东，我还不得不指出，冯客提出的「毛泽东很坏」的一个资料是不可靠的。冯客介绍：毛泽东说﹕「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据我多年对大饥荒和毛泽东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则指出，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大饥荒》的作者冯克通过比较一些地方县城的数据，发现“县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便以此为主要依据臆测出所谓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的总人数。】 【不仅如此，为了归罪于毛泽东，该作者竟将上海会议上毛泽东1959年3月26日关于安排第二季度工业计划、3月28日关于粮食购销问题，与3月25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这三个谈话相混合，将针对削减基建项目的内容“移花接木”为吃饭问题，从而炮制出毛泽东曾说过“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的谎言，作为毛泽东“手枪冒烟”的证据。正如孙万国质疑冯克的这种学术造假时所指出的：冯克“硬把毛泽东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主题的发言混淆起来一锅煮”，这“已不是出于无知的误解，也非仅是写作上的瑕疵，而是恶意的曲解，学术的诈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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