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科长喝过酒后，我和三哥回旅社睡觉，可两人都睡不着。 我说：“这支中华和这只山鹰，怕难找了。三哥你说，二人的名字咋取得那么高大上呢？中华，咱抽不起，山鹰，咱抓不住，是不是不好的征兆啊？” 三哥也感慨：“就算找到了二人，还要去找送卖淫女的走私犯，找到走私犯，才找得到黄家芳，兄弟，你领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我叹口气：“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那么远，那么苦，来都来了，还是要查下去呀。” 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二级警司的干净警服，和刘三哥租了辆摩的，沿湖滨西路，到了湖滨北路的同益码头。 即使见我穿着警服，码头的门卫也不让我进去。理论了好一阵，门卫又不知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要找X中华、X山鹰。 我和刘三哥，站在骄阳下等得满身是汗，隔了近一小时，里面出来个精瘦的人，看了我的介绍信，却并不让穿便服的刘三哥进去，只领了我一人，一路穿过一排排码好的货柜。 路上，那人问我找这两个人什么事。怕码头不配合，我故意往轻松里说：“涉及死刑案件中一逃犯的事，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看他们晓得不。” 那人没有多说什么，领我到海堤边一个货柜改成的办公室里，找了罐啤酒给我，叫我等一下，他去找领导。 我站在门口，打量四周。从入口到这个货柜办公室，起码有一里多地，沿途都是密密麻麻的货柜，附近的行车还在装卸，远远近近，船笛声此起彼伏。 在门口望了一阵，手里的啤酒也已经喝完，还不见来人。我走到里面的电风扇下坐着，端详起办公室里的东西。右手柜壁挂了几本簿册，左手柜壁上，贴了一些规章制度。 正端详得认真，听见身后有异响，等我回过头去，见两扇货柜门已经关闭了大半。我急忙奔过去抵挡，外面的气力显然更大。很快，我就被完全关闭在黑暗里。 先是一阵慌乱，心里做了无数设想。后来平静下来，看了夜光表的时间——“9：34”。 “三十四，先是死。”我摇摇头，从提包里把“小砸炮”（六四式手枪）摸出来，取出弹夹，数了一下，满满七粒。 “我郑重警告你们，非法关押公安干警是违法犯罪行为，我请你们认清错误，及时改正，不然你们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喊一阵，没人应。歇会儿又喊，可外面只有汽笛声和装卸货柜的声音，没有任何人回答我。 到了十点，到了十一点，外面还是没有动静。我止不住胡思乱想起来。难道刘三哥也被困住了？他没有去找杨科长，也没有去水陆分局报警吗？ 到了十二点，还是没有人来。 我对自己说，只要不把货柜扔进海里，老子就死不成。又想，这是他们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些资料，怎么会扔进海里呢。 十二点四十左右，货柜门传来声响，一束强烈的光线涌进来。我虚起眼睛，用枪指向门口，杨科长的声音传来：“老乡啊，是我杨科长啊……你们他妈的简直无法无天！” 我努力认出来杨科长，这才松懈下来。 门口还有个胖子，不断向杨科长赔不是。杨科长拉着我的手说：“实在对不起，我去通达码头，赶回来迟了。” “和我一起的刘三哥呢？” 杨科长说：“在我们海关办公室呢，就是他来找的我，没得事。” 枪还持在手里，我指着胖子，气得发抖：“你们真是胆大妄为，这厦门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胖子连赔不是，嘴里骂着不在眼前的什么人。 我知道此处不可久留，听从杨科长的安排，出门坐了海关的警车，一路默默无语，回到海关，再接上刘三哥，被杨科长送回旅社。 旅社门口，杨科长拿出一份盖了公章的证明材料给我。我接过一看，上面写了X中华、X山鹰查无此人的证实内容，我接过来，装进提包里。 回川路上，刘三哥告诉我，当我被关押后迟迟没有出来时，他在码头上的摩的司机那里了解到，同益码头是厦门远华公司走私香烟的窝子，就是本地警察，也没有哪个敢进码头查什么事情。 去摸老虎屁股，我们活该。 后记 那年回来之后，我用厦门海关保卫科的证明材料，做了周道亨检举材料的复证，否定了他所期望的将功赎罪。 同年底，全国人大批复下来，周道亨被判处死刑，周道福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该案的重要嫌疑人黄家芳，因为其兄黄雕章和某些领导的特殊关系，成了漏网之鱼。 隔了一年，黄家芳重新出现，她在县城开起一家高档歌厅，周幺女在里面做客服经理。 1999年，厦门远华案震惊全国，人们看见了奢华糜烂的红楼，却没有看见红楼设立之前，那些被小轿车送到码头海关的游动妓女；而她们，许多是出自我们小镇上的下岗职工，她们吹着海风，用肉体换得一箱子一箱子的人民币，支撑着小镇的虚假繁荣。 不知道黄家芳、周幺女，是不是也曾经吹着海风，行走在海关码头里。 后来，央视上有一期节目，对远华案涉案犯罪分子进行专访，我看见了同益码头X中华、X山鹰两人的名字：X中华是码头编排组长，X山鹰是码头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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