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阵码头上没有发生什么大案，倒是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有一天，河坝里忽然停了一辆奥迪，隔了四五天都没有人开走，相邻的河对面派出所，就把车搬到了他们所里。再隔了一阵，派出所又把车运到成都，花了几万元修好了开回来，这辆车就成了全市不多的好车之一。每每在路上相遇，对面派出所的钟所长总是驾驶奥迪车快速超过我们，回头在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再一溜烟，把我们的通工牌警车丢下几里地。 再有，辖区四五个女子，都到派出所打证明，说要去和台湾人结婚。我问刘三哥，这些人怎么认识台湾人呢？三哥笑着说：“海边认识的吧，可能是周道亨做的媒子欸。” 我就猜到了，还是周道亨。 周道亨就是我们码头三居委会的人，1992年被捕。当年，他的案件应该算是全国首起因组织强迫卖淫被全国人大法工委督查、最后执行死刑的案件。 案件的爆发点，就在三居委会，是一个江姓军官妹妹的失踪案引出来的。案发多时，江军官见基层一直没有什么音信，就将情况反映到省公安厅，省厅指示下来，县局因此组织专案组，七下海南，不仅解救出了江军官妹子，还挖出了这宗震惊全国的卖淫案。 该案涉及本埠妇女六十余名，外地妇女三十几名，大部分妇女是自愿的，但其中还是一部分妇女是被诱拐强迫的，其中一名学生，还被周道亨强奸了。 破获这个案件，专案组也费了很多功夫。比如，从海南带回周道亨、周道福等嫌疑人时，被当地公安阻止，在宾馆里耗了好几天，后来还是四川和海南省厅都出面协调后，嫌疑人才得以押回。 另外，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出了内鬼，犯罪主要嫌疑人黄家芳，即黄雕章的幺妹，竟然在火车上跑脱了。 全国人大关注此案后，对案件质量要求甚高。加上黄家芳也一直未到案，因此三年都没有判决。 这一年临近中秋，局里又抽我参加了周道亨专案组。其实在公安口，周道亨专案组早撤了，只有法院喊检察院补材料时，检察院才喊公安口去干。 这次抽我去调查的补充材料，是法院得到周道亨检举，说黄家芳在厦门组织卖淫，主要是帮走私集团伙去色贿码头海关人员。 检举材料里，明确提到了厦门海关同益码头的几个人名。有名有姓有地址，如果查证属实，一是根据线索可能抓住黄家芳，二是周道亨检举有功，可能因此免除死刑。 此行要去查的，一个叫X中华，一个叫X山鹰。 专案组当年在海南宾馆被困，尽管没有亲历现场，但仍让我心有戚戚。咱一个乡村小警察，被安排去厦门大城市查案，心里不由忐忑，实在不敢贸然前往。 思前想后，我对所长说：“周幺女她们，那么巧也从厦门回来，依据我的判断，估计她们是和黄家芳一起从事卖淫活动，也许黄家芳就在我们码头上呢？是不是先把周幺女两个拿来问问，兴许顺藤摸瓜，就抓了黄家芳。” 所长冷笑两声：“我还一直说你聪明。周道亨的案子至今未判，黄家芳敢回来吗？她妈死不也没有回来吗？再说，你无缘无故，凭什么怀疑周幺女是卖淫妇女，还说和黄家芳有关系？你小说读多了吧！” 我一时语塞，所长又和蔼地说：“你就当去旅游嘛。马上要过节了，去大城市消费高，如果报销不够，多的差旅费，所里捡搞。” 我问：“坐火车要几天几夜，可以坐卧铺不？” 所长笑着：“坐卧铺？干了公安几十年，我还没有坐过呢！” 我顿了下：“我带刘三哥一起去吧，他见识多。” 所长点头同意。 当天，我和刘三哥就提了包换洗衣物，小兰驾车，先去县局开了介绍信，再到中院复印了周道亨的检举材料，然后直到火车站，乘当晚成都到昆明的过境慢车。 知道大机关、大单位不好惹，除开了厦门海关和同益码头的介绍外，我还要了几份空白介绍信，以防海关码头不配合，做万全之备。 坐了一天两夜火车，才终于到了昆明。出站后，急忙找了旅社睡觉，睡到晌午，洗澡吃饭后，继续去火车站排轮子购票。 火车上苦了五十多个小时，倒车换船，在厦门市区瞎转悠了半天。第二天买了市区地图，才弄清了大致线路。那时海沧大桥还没有修，坐了大海船，才到了岛上，在厦门市公安局水陆分局附近找个小旅社住下，养精蓄锐。 第二天一早到水陆分局，值班的张同志看了介绍信上写的“水陆派出所”单位，十分高兴：“俗话说天下公安是一家，水陆派出所和咱水陆分局，更是一家人啊，有什么事直说，咱们坚决支持。” 听我们介绍了要调查了解的事项，张同志又说：“卖淫嫖娼，在厦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你们说的，送卖淫妇女到码头上给海关干部，倒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吧，我认识海关保卫处的杨科长，你们四川老乡，我跟他电话联系一下，如果在，你们现在就过去。” 我和刘三哥会心一笑，连声感谢。 张同志一个电话过去，找到了杨科长，简单交代几句，杨科长叫我们当即过去。道谢了张同志出门，两人花五元钱打了摩的，直到厦门海关门口。到警卫室，还没有说完话，警卫就说：“找杨科长的吧？对面的108办公室。” 杨科长见到我们，如遇亲人，泡茶敬烟，十分热情。原来他是重庆荣昌县人，离我们百十里地，小时候到盐都走亲戚，还观过盐都盛大的灯会，后来当兵转业，才到的厦门海关。 我们又将此行目的讲了一遍，杨科长说：“只要是我们海关的人，肯定查得到，不过……我建议二位只查卖淫嫖娼的事，什么走私的事，休要再与人提起，对大家都不好。” 杨科长说完，说去户籍股，叫我们喝茶等着。 要到中午，杨科长回来说：“让两个老乡失望哈，我们海关查无此二人。不过，你们说的人可能是同益码头的，码头上的人，我们管不着，属于交通局轮船公司。” 见我和三哥有些气馁，杨科长说：“走，先吃饭去。人是铁饭是钢，钢火加足了，才好干活路。” 几天来，第一次听见彻头彻尾的乡音，我和三哥十分感动，决定放下心事，和老乡干顿烧酒。 杨科长在厦门工作多年，早已经不喝白酒。我和三哥喝了瓶杨科长推荐的金门高粱酒，他自己喝啤酒作陪。结账时才发现，那高粱酒竟然要一百多元一瓶。我说：“老杨，说老实话，金门高粱酒，比起我们四川的高粱酒，口味差老远了，可价格贵了几十倍呢！” 杨科长笑笑：“谁说不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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