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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的时代，也是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部分先富向共同富裕转变的时代。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在农村，几亿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最迫切。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实现乡村振兴，对农村基层来说，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学习好共同富裕的先行者，把握好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发展好集体经济，才大有希望。

一、乡村振兴要解决“散”的问题

乡村振兴的基本背景显然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奇迹般高速发展，而农业农村的发展却成了“新四化”共同迈进中的短腿、“两个百年目标”实现进度中的短板，工农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很多乡村发生衰退，有的相对衰退，有的甚至绝对衰退，出现大量的空心家庭空心村，出现了“三留守”、“谁来种地”、食品安全以及组织涣散、贫富分化、民风变坏、宗教盛行、黑恶势力嚣张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和相应的治理难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外部因素，从乡村内部来说，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就是“散”，发生了结构松散、资源耗散，人心涣散了、资源流失了、公事难办了、问题积压了。乡村振兴，就要解决这个“散”的问题。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很多集体经济薄弱村和空壳村，结果“没钱办事”、“没人办事”、“没心思办事”，很多农村乱象得不到有效治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这表现在农村基层尤其严重（有的只是政府和群众之间传达政策、报告民情的“邮递员”，领导核心作用虚化，还出现了“要发补贴才到会”“书记找不到党员”的组织涣散现象、“村支书说话经常不管用”的能力退化现象）。很多乡村由于缺乏组织性、凝聚力，导致乡村劳力、人才、土地、资金等资源超量外流，“大量失血”、“营养不良”，导致乡村内部严重分化、干群关系紧张、邻里关系恶化，“内循环紊乱”、“免疫力下降”，结果导致乡村发展必需的生产要素萎缩和社会环境恶化，好像“身体被掏空”，自然发生不同程度的衰退。

乡村衰退在一定历史阶段从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看，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乡村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产能饱和过剩、城市“富贵病”频发、急待转型升级、现代化需要新动能新空间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给乡村衰退刹车、让乡村振兴启航就是必然选择、战略选择、正确选择。

二、解决“散”的问题要发展集体经济

乡村振兴从哪里破题呢？既然乡村的“散”是个要害问题，那就要抓住组织振兴这个牛鼻子，创新组织、强化组织，凝魂聚气、凝心聚力，促成各种“聚变”和各种“化合反应”。乡村组织振兴涉及到，以村自治组织为基础，以村党组织为核心，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以各类社会组织为补充，是一个组织体系的振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在乡村组织体系中，党组织着力领导集体经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力支撑党组织全面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环节，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个链条、整个体系。

依靠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乡村各类资源就有了一个牢固的聚合中心，不致于大量外流、耗散；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种政策举措就有了一个高效的基层对接主体，可以整合起来发挥综合效能；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五位一体”各项事业就有了一个可靠的依托，乡村全面振兴就有了一个强劲持续的内生动力；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乡村内部各种矛盾就有了一个共同利益基础，和谐稳定就有了保障；有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党组织就有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会大大增强。所以，解决乡村“散”的问题，要靠发展集体经济。

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讲过，我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长远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期间就说过“集体经济是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根据新时代的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从实际出发、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向目标出发、适应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就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如果不搞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不要村集体统一经营，只搞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社这些形式，一定的规模效益会有的，但由于利益分割、缺乏统筹，很难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很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虽然农户把土地流转给公司或大户经营，每年可以得到几百元一亩的租金，但是，这区区几百元，对一个流转土地的农户来说，增加不了多少收入，充其量也只能解决农民买米吃粮问题；而且，公司或大户也吸纳不了多少劳动力，加上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本身的平均效益也不会太好，一般只能富了老板、富了大户，到农业公司或大户打工的普通农民群众很难致富；有的资本下乡投资，如果没有村集体经济的引领，就会因为单纯逐利而发生一些严重问题，比如占用农田搞开发“种房子”，比如一遇风险就老板跑路，比如大批农民被挤出农业又无事可干，结果破坏了耕地、损害了农民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业农民联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的初步形式，但还存在组织松散不协调、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不明显等缺点。乡村振兴需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才能撑得起来、带得起来。

新时代探索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大环境十分有利，实现邓小平当年讲的“第二个飞跃”的条件在新时代逐渐成熟。一是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增长，大部分农民都外出闯过、见过世面，不会满足于低水平的“日子能过”，也不会永远安于辛酸的在外打工生活，心里头蕴藏着追求更好生活的内在动力，关键在于有人领头干。二是传统的小农户分散经营，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竞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越来越没什么前途，弱小农户抱团发展才能摆脱贫困、重建家园，重振农村集体经济大势所趋、大有可为。三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工作，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补短板，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肯定会有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需要在乡村找到更有综合效益的对接主体。四是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势头减弱，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会造成一部分进城“农民”向农村回流。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洗礼的大批农民工和一部分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中小老板回乡，不会简单地重操旧业、单打独斗，必然带着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再组织再创业，正好为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主力军。五是人们普遍对美好生活、美好环境的追求，必然使农业农村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要投向农业农村寻求发展。

探索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关键在于村集体特别是村党组织怎么样看清形势、凝心聚力，怎么样组织引导、为我所用，让瘦弱的村集体强壮起来。面对新时代的新变化，再也不能死抱着昨天的经验不放、得过且过了，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让衰退的乡村振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