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年代党务工作的政治化方向不明 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进城了，党政工团随着“公方代表”进入私人企业，领导了最初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形成了不利于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内部上层建筑，支持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三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群众一样是共产党政权深入基层并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基础。这个时期，党务工作是延续革命时代的政治化方向的，也是紧密地结合了群众的自愿支持力量的。
等到企业稳定与公私合营之后，制度化的剥削和压迫消失，党务工作的政治对象不再明确了，最初的模糊认识，具体地体现为李立三工会相对独立主张与刘少奇的党绝对领导的争论。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主导之下，1958年5至8月召开全国总工会系统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批判提倡“工会独立性”的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宗派活动”，赖若愚病逝后全总还在刘邓直接干预下划了一大批右派。 刘邓虽然以打压异己的方式，强硬地扼杀了部分人的不同政见，但始终未能实现思想一致。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竭力倡导政治挂帅，此后，党务和党组织的作用到底是政治挂帅还是业务挂帅的争论，依然时起时伏。业务挂帅的方向意味着苏联曾经普遍主张过的“传送带”模式——把党团组织作为行政的助手帮助实现生产效率提升，这是要求党务成为政务的尾巴和助手，转过来向群众施加压力的生产化转型，党组织领导工青妇等组织帮助实现“听话出活”的好工人塑造过程。 政治挂帅问题，在毛时代很模糊，制度化的压迫和剥削不存在了，政治方向迷失的感觉很普遍，连周总理有时候都讲过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一类的话，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有些看不清楚。 今天回顾，之所以出现了怀疑党务工作政治性要求的言论，乃是因为社会结构变革的结果——从前制度化的压迫和不平等业已消失，政治工作找不到对立于群众根本利益的反攻方向，自然会出现“业务第一”的朴素认识——强调生产和效率。在这个强调方向的背后的最基础转变——是把人看做工具依据其劳动效率进行评判，同时也就相应地把群众进行“非政治化”看待。正是在单纯强调效率的视野里，再叠加了官员的行政考核压力和政绩思想，结果，是人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人本身会得到更多强调，导致人自身被贬低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别种解读——“唯生产力论”就此出现了。苏联之所以出现要求把党政工团作为行政系统的“传送带”的要求，也一样是丧失方向的结果。 在中国，经过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四清运动和文革早期的“五十天白色恐怖”，在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单位制内部，出现了当权派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自行开辟私权力空间并压制群众的一贯趋势。文化大革命早期，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走资派和保守派，其实是对公有制社会权力异化及其创造的私权力空间的一次群众性清算。 毛爷爷似乎就此重新展望了党务工作的政治化方向，1967年10月他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毛爷爷似乎想要借此确立以造反派的批判意识为基础的党务工作新方向，但是，由于此时当权派的权力异化尚属轻微，毛爷爷提出的这个“再政治化”的努力方向，未能得到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理解和支持，造反派也未能从基层说服多数人支持，最终文革失败了。这可能意味着：制度化的压迫在其萌芽状态很难进行预先抑制，另外的可能性是当时共产党刚从革命中走出来群众基础尚且丰厚——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批判意识受到极端丰厚的政治认同存量的不自觉否定。 武汉工人造反派领袖朱洪霞一直被毛爷爷记在心上，九大期间曾当面问武汉军区的高官，为什么朱洪霞没有来?回答朱不是党员，毛爷爷竟然回答说：他对文革有贡献，应该照顾一下。后来，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阻扰他入党，结果，十年文革结束，直至朱洪霞被判刑进监狱，都未能入党。只有周总理还记着，四届人大召开时，被周总理直接点名，朱作为“非党员”的人大代表出席了这届大会。 以文革的实践检验，毛爷爷提出的党务工作“再政治化”的努力方向——以群众对官场异化的批判意识进行重建，包括随后展开的整党建党、吐故纳新等举措，受到官场和保守派联手的强烈抵制，都未能得到起码的落实。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党务工作的再政治化努力方向，会受到现实中间强势群体的不自觉抵制。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一切再政治化的努力都会着眼于现实政治结构中间的制度化压迫的识别，为此需要重新打开群众批判矛头向上的新政治空间，这肯定不利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因而受到抵制。 这种政治方面的模糊对立，还扩展开来形成了两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方式：一种是要求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另外一种则宣传公有制完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落地了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唯生产力论”，内在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公有制社会中间依然会复制出制度化的政治压迫和不平等，而最底层的被管理者是否肩负生产职能之外的政治化的批判职能。 改开搞年代党务工作的反政治化 在改开搞之后，由于利益分化、官民矛盾突出，且对民众进行“非政治化”改造，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顷刻瓦解，在新的“厂长负责制+党委保证监督”分工中间，党务逐步地改造为服务于压服民众的功能性需要，官民矛盾和冲突越是频发，对党务工作转型的重新赋权或者卸责要求就越是殷切，党务工作逐步转型为压制民众对行政体系的不满。 每到官民对立和冲突，就要求党务工作系统出面抹平，这是一种新形成的但从未妥加阐明的职工分工样式，党务工作者的角色和位置也未明确界定，这一次北大和人大的政工干部出马，就是此种盲人骑瞎马的状态下的无剧本表演——基层党务工作者出面以最僵硬手段进行“抹平”处理——如同这一次北大和人大的政工干部那样，由此，在外观上就形成了那种“强力维稳逻辑”，这是基层官民矛盾得不到合理宣泄与缓和的结果。 北大和人大的辅导员，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黑社会工作法”，其实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窘境：在毫无资源和权力的条件下，只能够以对方的“合法利益”作为要挟，来独立地完成矛盾抹平任务。扯大旗作虎皮也好，威胁恐吓也好，都是毫无资源基础的工作方法选择。 文革后的党务工作，没有了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执行力不得不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没有基于群众共识与自下而上的认同去参与治理过程，处理问题越来越依赖僵硬的行政管理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度运用，会自动地损害群众的政治体验——少数人高高在上控制多数人命运，这本身就会助长群众对于党务工作或者行政体系的政治不认同，从而降低其权威并根本上损害处事效率。 党务工作转型之后，与群众的有机联系不再有系统的渠道，民意不再成为治理的基础，行政体系手握僵硬权力且孤悬于群众之上，甚至，如果党务过多地去抹平官民矛盾，还会自动地成为群众对里面，本身就转化为阻断良性官民通道的障碍——就如同这一次北大和人大所表现的那样。 在革命战争年代，组织内部有着奠基于官兵平等基础上的高度政治认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党务工作的抓手，同时还是一个人提升组织参与水平和能力的路径。到了改开搞年代，旧有的平等和认同都崩坏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很难跨越利益纠葛和对立带来的社会分化鸿沟，政治思想工作即便形式上还存在，也往往流于空谈和空转。这说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无法在政治不认同基础上有效展开，在这样的巨变条件下，对于党务工作基础的根本性转变，从未明确提出和讨论过——从利益平等的高度政治认同到利益离散的政治不认同的根本转型之后，党务工作应该如何重新出发?正是在此种糊里糊涂的当口，党务工作队伍在现实中间往往“被自发地”填空——成为利益纠葛和官民对立的救火队。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