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革命与青年 2018.05.30 汪晖 土逗公社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 汪老师，您不久前写过《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我对里面“世纪的意识”特别感兴趣，所以想问一下您，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有没有一个青年的意识或者说属于青年的位置？ 所谓世纪的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代表对新时代的一个感知。实际上，在当时对于历史和文明的看法，都包含了旧和新不同的概念。在那时，旧的时间概念和意识、过去的叙述都已经无法掌握新的变迁了，这个时候需要新的时间概念，世纪的意识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另外，我觉得20世纪是存在青年的位置和青年的意识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面关于少年的描述。不仅是青年，是少年，要让一个旧的中国、旧的文明重新焕发青春，所以青年在里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
关于青年，我觉得可以分两面来说，一方面就是青年本身。我们期待的是新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是新的教育，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观，他们身上没有旧的东西所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这个“青年”不是生物的意义上一个具体的时间段，而是一种永驻青春的状态。而老的文明也可以通过革新，再创造产生新的文明。 所以，从晚清到五四，青年都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从国民革命到辛亥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都是一批大量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在那其中当然还有像陈独秀这样的“老青年”，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但是他的状态也是常新的。 其实青年这个概念，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地成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您刚才也说到，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青年，总是跟一个革命的位置、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动力相关。那么您觉得，从五四到今天，青年的位置有偏移和改变吗？促使青年成为一个革命主体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变迁？ 变迁当然是非常大，不过到底怎么去概括变迁，我也没有想好。首先是20世纪前半期，对于青年是有产生出一套文化论述和政治论述的。从《少年中国说》，到李大钊的《青春》，再到《新青年》和《新潮》，关于青年是有一整套论述的。这一整套的论述奠定了当时的文化政治。 我们以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做个例子。《新青年》最早叫《青年杂志》，早期是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后来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青年杂志》诞生在1915年，正是袁世凯复辟的时候，共和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在这样的状况下，整个社会都很关心政治问题。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封面
但是《新青年》的态度非常特别，它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讨论政治，我们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叫“为什么叫新文化运动？”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读者，都曾经给跟陈独秀他们写信，说现在迫切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讨论政治，却要讨论文化？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是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是谈的文化呢？对于《新青年》来说，什么是它的文化？一个是青年问题、还有文学问题，尊孔的问题，以后发展到劳工、劳动和资本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些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换句话说，它用这些问题替换了通常人们所说的政治。陈独秀当时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非常关心政治。但是为什么不去讨论政治？因为当时政治问题里也就两个主要方面，政党政治和军阀政治。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后，议会里面争斗地乱七八糟，政党政治变得没有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军阀的政治，还是政党的政治，都属于19世纪的旧政治，不是真正的新政治。换句话说，新一代人提出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来提问题？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伴随着一个新的20世纪的出现，政治在发生变化。如果你总是只在形式上追踪那个旧的政治模式，永远陷入旧的逻辑，实际上这对社会的改造而言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提出青年问题的目的，也就是要提出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无论新文化运动在今天有多大的争议，这都无法否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场文化运动奠定了20世纪的真正的政治基础。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今天讲的劳工的问题，性别的问题，青年的问题，文学和文化的问题，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问题，具有跟19世纪或者之前的时代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今天的社会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出现的。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以旧的政治概念的名义被提出来，但是通过这场运动它们却具有了一种政治的意义。因此，这场运动也带有文化运动的性质。文化运动或者文化范畴本身变成了创造和形成新的政治的一个空间、一个途径、一种方式。
 李大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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