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曾预言：“美国将会成为世界工业生产力的领导者”[1]，这个结论曾经被两代人所耻笑。然而美国在之后的几十年就实现了预测。其中贸易保护是“美国制度”的核心思想，而关税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谓是功不可没。正如麦金利总统所说“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盖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保护关税政策。”
一、历史进程：利剑的铸造
19世纪美国从早期殖民时期开始，国内产业贸易保护问题就是美国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1、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党人之争时期
独立后美国的“危机时期”，积弊丛生。松散的邦联体制，邦联政府缺乏管制内外商业的必要权力，除了各州互设壁垒甚至互打商业战争外，更要命的是，在关税保护或自由贸易问题上，州与州立场的不一为外国列强留下了可乘之机。由于没有财政的支持，美国国库空虚，军队也岌岌可危，对外贸易中英国制成品想潮水般地运销美国，“商业已衰败到了极点”(汉密尔顿语)。美国向何处去?逐渐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贸易保护路线和杰斐逊的自由贸易路线，于是展开了美国19世纪的关税之争，实际上也开始了美国19世纪美国保护主义的历程。1789年美国通过第一个关税法，确定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关税，并对30种以上货物征收特别关税，其平均税率没有超过8.5%。虽然在1791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美国工业化的宪章)，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但是国会没有通过该法案，故汉密尔顿主张中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但是工业化是大势所趋，“工业立国”战略是美国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甚至杰斐逊也于1793年发表《关于商业特权和对它的限制的报告》，摆脱了重农思想，并提出了对于美国工业化前途的远见卓识。
1807年“切萨皮克号”的炮声惊醒美国，恰恰是反对保护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旗手的杰斐逊开启了保护主义的魔盒，于1807年12月通过《禁运法案》。对该法案的评价莫衷一是。杰斐逊承认：“迫使我们把一部分力量和资金用于国内制造业和交通的改进”。麦迪逊明确指出：“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从而在一些基本制造业产品上摆脱对别国的依赖”。1812年至1815年，美英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总之，两次英美战争对美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美国事实上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短期内使美国经济“受挫”，但“充实国库，巩固中央集权，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目的基本达到。正是在这个期间，大量商业资本转换为产业资本，奠定美国工业化基础。因此美国赶超战略争论是以汉密尔顿“工业立国”主张获得最终胜利而告终。
2、北部和南部的地区之争时期
尽管通过禁运和1812年战争确立了关税保护原则，但是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1828年的关税法成为南北战争前最极端的保护关税法，平均税率为44%，有税商品平均税率为48%，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的丹尼尔·韦伯斯称之为“可憎的税率”。1836年妥协关税法之后，高关税开始下降。1842年有所回升，但1846年重新开始下降，直到1860年。
这一阶段关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税率上下波动、起伏较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斗争激烈。如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2]在一次次的较量中，美国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的自由贸易者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两大派别。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但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终导致南北战争。在导致南北战争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南方实际上在关税战线上比在奴隶制战线上更害怕。
3、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争时期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许多国家走上了关税保护的道路，也推动着美国实行高关税政策。美国此前的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之争已变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纲领之争。从1861年至一战期间，仅有3位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前后不过10余年。而共和党是工商业主的代言人，无疑推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高关税政策。
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保护。在随后的南北战争中，为筹措经费，美国政府又提高了关税，1866年平均税率连续提高到48.3%。内战后，高关税的形式仍被保留下来。1890年，国会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使进口关税达到内战后最高点，并居世界各国之首，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加到60%。该法还规定了限制外国工业品向美倾销的措施。此后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丁利关税法和安德伍德关税法虽然有所变动，但仍将关税率维持在40%多的高水平。
这一阶段美国的高关税保护政策，同国内的自由贸易政策配套，大大推进了其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由北向南、向西推进;在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同时，工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特从历史教训出发认为，在不失去自己的目标前提下，国家应按照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第一个阶段为脱离未开化状态，国家宜实行自由贸易;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值得深思的是，英国在第三个阶段（1840年左右）为了帝国利益，走上了单方面自由贸易却于1890年左右出现败退之势。之后，虽有张伯伦关税改革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但英国不再风光依旧。
而1894年工农业全面领先的美国，已经建成了产业帝国，但直到1914年，美国的工业更加是在“铜墙铁壁”的保护下进行，平均税率一度达到48.3%。一战后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关税保护的重点向农业倾斜，并走向了超保护。1921年的紧急关税法对小麦、玉米、肉类、羊毛等农产品课以高税。随后的一些关税法进一步强化了保护。1929年10月，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美国超保护的关税政策也达到了极点。1930年，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法案——霍莱—斯穆特关税法。农作物原料的平均税率由38.1%提高到48.92%，其他商品的税率由31.02%提高到34.3%。从1932年进口情况看，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高达53.2%。可见被认为保护主义鼻祖的李斯特在美国保护主义实践面前，也是相形见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