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干爹这个词，在我国当代社会，已经趋于崩坏了。

如今人们说起干爹，脑子里蹦出的画面无外乎这几个：腐朽堕落、钱权交易，红彤彤的钞票、白花花的肉体，间或夹杂着童颜、巨乳、秃头、肚腩、蓝色小药丸等片断。

在这里不多提，大家也不要多想。省得恶心。

《鹿鼎记》里头写韦小宝回乡。走进房中，见床上被褥还是从前那套，只是已破旧得多，心想：“妈妈的生意不大好，我干爹不多”——韦小宝母亲的职业，大家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干爹”是什么意思，想必大家心里也门儿清。

总的来说，“干爹”这词不甚美观，不甚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最好换个说法，一下就美观多了，听起来也文化高雅多了。比如我们觉得“降低”不太好听，就换了个说法，叫“负增长”，无论如何，“经济总量负增长”，总比“经济总量降低”要中听多了——虽然它们本身是一个意思。

所以你看，武汉理工大学的声明里头，就把王攀和其研究生的关系，叫作“义父”，而不叫作“干爹”。

武汉理工不愧是211大学，文化人聚集之地，非常熟悉偷梁换柱那一套。什么东西沾上文化人，那就不得了。比如孔乙己就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大家看到“干爹”，脑子里肯定会浮现出一些肮脏下流的的画面，可一说到“义父”，就要文明得多了。

因此，“干爹”可能是违法的，起码是违背社会道德的，但“义父”呢，按照声明的意思来说，仅仅是和科研教学工作无关而已，既不违法，又不触碰道德底线，形象一下高大了许多——虽然它们本身也是一个意思。

“干爹”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糟粕，但“义父”，可谓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了。

认“义父”这事，古来有之，大家都很熟悉。当年吕布先认丁原作义父，又认董卓作义父，为了义父的小妾杀了义父，即便被张飞当面羞辱为“三姓家奴”，也不觉得有什么，反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出舞台剧。

杨过认欧阳锋作义父。义父为了和他作倾心之谈，特意点了小龙女的穴道，让她不能动弹。谁知给了尹志平可趁之机，玷污了她的清白，给杨过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这事换作一般人，怕早忍不了了，可面前坐的是义父，本领还比自己高出一大截，不忍不行。

所以大家看看，“干爹”给你戴绿帽子，只怕是要与他拼命。但“义父”给你戴了绿帽子，忍忍不就行了嘛！

话说回来，戴绿帽子这事儿都能忍。义父让你买个菜，洗个衣服，又怎么不能忍了？

“干爹”让你干这干那，大家会觉得遭了委屈，受了压迫。“义父”让你做点事情又怎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是我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规矩，规矩可不能乱！

一旦蒙上“义父”温情的面纱，许多事情听起来就好受多了。就像告状不叫告状，叫信访。就像闹事儿不能叫闹事儿，叫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像斯大林半夜把你抓去古拉格服劳役，也不能叫坐牢，这叫慈父的爱。

大家都是文化人，文化人当然有文化人的叫法。叫两声“义父”怎么了？犯得着那么想不开吗？如果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可能说明，我们和真正的文化人之间，还是有一些距离。

除了“义父”，还有“母校”。父母父母，父和母是分不开的。当然，“义父”让你跑跑腿，洗洗衣服，算不得什么大事。“母校”让你闭上眼，合上嘴，自然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孝敬母亲大人，这不是文化人应尽的义务吗？

所以我说老百姓和文化人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就是我们老百姓没有参透，“母校”自然是要与“义父”站在一起的。婚姻法里写得清清楚楚，夫妻婚后财产都是共同财产，如今遭了事，两口子当然要携手护家，凭什么让你们这些干儿子干女儿占便宜？

文化人有文化人的语境，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语境。只是老百姓那套语境粗鄙得很，庸俗得很，文化人一听了就受不了，要捂耳朵：比如都是搞男人，文化人叫“断袖”，老百姓叫“屁精”。再比如都是偷媳妇儿，文化人叫“聚麀”，老百姓叫“扒灰”。

当然，它们本质上也是一码事。

老百姓见了“义父”，理解不了里头深刻的文化涵义，总是想到“干爹”，想到一些不甚优雅美观的画面——就像老百姓见了“母校”，总是不能认清她，到底该站在谁那一边一样。

所以，在老百姓的语境里，就不该有“母校”这个词。如同“干爹”对“义父”一样，与“母校”对应的，该是“妈校”这个词——你和你妈吵吵闹闹，互相嫌弃，一旦生了事，你妈却还是护犊子。

老百姓明白亲妈的好，却不明白母亲的雷霆之威。《红楼梦》里的贾母，当之无愧的大家长，一言九鼎，她发脾气时，说要打死一家之主贾政，贾政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能跪下来求饶——这种文化人、大家族的正经场面，我们小老百姓哪里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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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岛。来源：姜汁满头。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