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三大核心政策 —— 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效果如何？ ...

首先，从历史的实情看。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自由贸易的推崇往往可以追溯到斯密时期的英国，并从斯密学说中寻求理论支持，因为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自由贸易将有助于扩大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进而使得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问题是，斯密时期的英国对自由放任的解释是相当狭隘的，主要是指生产上免于管制的自由，而贸易并不包括在内。其原因是，尽管在生产领域免于管制的自由是所有工业的要求，但在贸易中的自由仍然被认为有危险。譬如，当时的棉纺织业已经发展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外销工业，但印花布的进口在当时仍然受到法令的禁止(波兰尼，2013:245)。

有鉴于此，斯密也明确指出，自由贸易将会导致垄断，并进而造成社会收入的两极化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异化，从而对纯粹市场机制和那些私利行为充满了警惕。斯密(1974:27、243)写道：那些把资本用来支持国内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同时，他们的个人利益“从来不是和公共利益完全一致”，而是“一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罗斯巴德(2012：导言)甚至宣称，“斯密并不是应当被尊称为现代经济学或自由放任学说创立者的某个人，而是更接近于保罗.道格拉斯在1926年芝加哥纪念《国富论》时所描绘的形象：卡尔.马克思的一位必要的前辈。”

同时，在整个古典主义时期，西欧各国实际推行的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政策，而是都在努力利用国家力量为商业服务。这明显地反映在当时较高的关税上：一方面，作为当时世界经济霸主的英国长期实行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关税，而且一旦发现其他国家优质产品对自身产业构成了威胁，就会通过《羊毛法案》和《谷物法》等来阻止该类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当时落后的美国和德国等国则长期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这成为它们最终赶超英国的根本基础。更为突出的是，欧洲列强都积极利用包括各种军事政府、政治讹诈等在内的非经济手段来争夺世界市场，以政治和武力为后盾为商业和贸易开路，这包括建立了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队以取得殖民地以及航运的控制权，进而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经济霸权的维系和更迭。为此，拉斯基(2001:101)写道：“在经济的王国中，国家成为商业的女佣;国家惯例也按照新环境的要求加以修改。甚至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拓展市场和赢得权力，也就是获取间接的经济统治权。它对外族的征服获得了回报，从而意味着可以在更加广泛的殖民地范围内从事贸易活动。”

其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自由贸易的现代复兴明显受到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支持和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维系财政收入的平衡，里根政府在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致力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为此，美国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多边国际机构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自由贸易体系之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并形成了西方主导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则扮演积极的推动作用。多斯桑托斯(2012:180)就指出，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的生产关系、新技术、研发、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创造出了一种新经济形态：

(1)研发活动越来越有赖于新技术，进而越来越有赖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相应地，大企业就努力建立自己的基础研究中心以取代大学的研究中心，进而迫使政府对这些研发活动进行投资。

(2)生产技术的新标准促使企业不断淘汰就技术，或者将其转让给分包企业或相关的欠发达经济体，从而塑造出一种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相应地，国际化的市场竞争要求大企业将全球化地缘观与全球区域战略相结合，并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集中从事尖端技术的研发活动。

问题是，在强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下，里根政府也并没有有效缩减美国的财政赤字，反而迫使美国大幅发行国债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如美国国债对GDP的占比从1980年的26%大提升至1989年的41%。同时，除了一些尖端科技行业之外，美国的制造业在自由贸易政策之下迅速解体，里根年代创造的就业机会几乎都在第三产业，尤其是以零工为主的服务业，这也就注定了美国经济必然走上下坡路(阿尔贝尔，1999:35)。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只是维持了很短时间，并且还主要是依靠“公共赤字、军费开支和号称国债的金融投资”(多斯桑托斯，2012:8)。这也意味着，美国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根本上是资本耗费性的，从而也就必然无法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朱富强，2017b)，相反还潜含了更大规模的以及更高频率的经济危机。多斯桑托斯(2012:8)写道：里根政府的政策导致了“1987年经济萧条，开始了衰退期——由于采取了反周期措施，衰退期延至1990年开始，新自由主义航船随之开始漏水。1989-1993年，发生了无法避免的事：世界经济严重衰退。1983-1987年繁荣期被抬高的金融证券和不动产价格开始狂跌，拖垮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证实了1967年出现的一种状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充分就业形势开始恶化。”

再次，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在本国都不算成功，但美国却在全球强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至“里根主义”也成了咄咄逼人、强硬干涉的霸权代名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对外金融的一位资深委员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对里根政府的评论：里根“这位最酷爱很自由的、战后国家的最高管理者，领导实现了30年代以来最大的保护主义转向”。进而，乔姆斯基(2001:49)则评论说，这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是“酷爱自由主义者”的正常运作：市场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同时，自由贸易政策的全球推行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使得原有的企业快速倒闭，原有的产业被突然摧毁，进而造成整体经济的严重衰退。例如，墨西哥曾被誉为领会和推行华盛顿共识作为彻底的优秀学生，也曾经是其他国家的学习榜样，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推行却使得工资水平急剧下降，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则导致本土企业则大规模破产。其实，斯密很早就指出，贸易的自由化应该慢慢地分阶段地恢复，应该有相当的保留和谨慎。布隆克(2000:248)则指出，“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二战后贸易及资本移动的自由化之所以如此成功和受欢迎，正是因为它是渐进的，而且因为它的成员国大部分是强大的国家，他们有做较接近的经济结构及工资水平。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自由化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突然引入自由贸易体制，而这些国家的工人有时赚的钱还不到欧洲或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5%。”

根本上，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就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从而也是为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服务的。相应地，一旦这些政策反过来危害到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利益，这些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这在特朗普主义上得到非常鲜明的反映。为此，乔姆斯基(2001:19-20)区分了两类自由市场理论：一类是强加在无助者身上的官方理论;一类是“事实存在着的自由市场理论”：市场规则对你有利，对我则不然，除了暂时的有利。而且，“事实存在着的自由市场理论”在17世纪之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当时的英国就是通过大幅度地提高税率和有效的国家管理来组织其经济和军事活动，从而在经济发展和全球扩张过程中“一枝独秀”;在英国推行了150年的保护政策、国家控制和武力征服之后，在1846年超越了所有竞争对手转向自由国际主义之时，英国的纺织品和钢铁仍然可以方便地向印度和其他殖民地输出。

同样，美国和日本之所以可以实现经济赶超，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为逃脱英国及其他列强的控制而实行了英国式的干预模式。与此相反，印度则是当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非常彻底的地区，但“事实存在着的自由市场理论”却彻底摧毁了印度的这些工业(包括已经达到当时先进水平的纺织、造船等)。更为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国家，同样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南非身上得到鲜明呈现。

最后，从新(古典)自由主义推行者的动机看。欧洲列强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时具有非常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目的只是在于壮大自身利益。从经济史上看，正是由于出口受到美国、日本等的限制以及后来又受到他们的强力竞争，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干脆终止了贸易游戏：一方面，向日本所有产品关闭了国门，这成为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对国内经济采取更为直接的干预政策，从而在短短几年内使本国机器工具的产量增加了五倍，化工、钢铁、航天和其他新兴工业也随之兴起。

同样，即使美国在经过150年的保护政策和武力征服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后，它在向全球宣扬自由贸易的同时，自己向“真正自由市场”的转变仍然非常“有限”，相反通过种种手段来将拉美、埃及、南亚和其他地方置于“补充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地位。例如，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就规定受助国只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导致美国谷物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从“二战”前的10%猛涨到50%，而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则下降了三分之二。同时，美国在食品换援助过程中，还通过大量销售本国粮食来补贴综合农商业和船运业，并乘机削弱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此外，美国还以其他国家的改革没有满足西方投资上需求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由选择性地对一些国家实施进口配额而阻止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如肯尼亚的纺织业就由于美国的进口限制而在1994年崩溃了(乔姆斯基，2001:20-21)，日本的汽车业也在美国的压力下实行自我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