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三大核心政策 —— 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效果如何？ ...

九、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政策效果如何

新(古典)自由主义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往往与市场化相伴随，它力主放松对经济活动尤其是私营企业的管制，乃至诉诸于基于力量供求的市场机制来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事实上，新(古典)自由主义关注政府失灵远胜于市场失灵，甚至以科斯中性定理以及企业家才能理论等来否定外部性和垄断的存在，进而也就完全不承认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张维迎，2014);受之影响，市场优越论、政府恶棍说就逐渐支配了整个经济分析思维，进而无论在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上呈现出明显的一元化和简单化倾向。相应地，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少经济学人也热衷于为市场机制进行宣扬，进而鼓吹放松关系人们基本生活和福祉的传统公共部门中私营活动的管制，认为这些部门也应遵从所谓的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但同时，他们对待市场机制的政策又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根本上在维护弱肉强食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果。譬如，当房价不断飙升而致民怨沸腾时，不少经济学家就以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而漠然视之，甚至宣称政府的干预将会助涨而不是压低房价的上升;但是，当房价出现下降时，同样这些经济学人又以将会影响宏观经济为由主张采取措施来扶持房地产业。

同时，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乐于将一切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都看成是力量博弈的结果，乃至以供求均衡来解释社会现象以及设计社会制度;相应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但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贫困现象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熟视无睹，而且还把工资水平视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朱富强，2013)。在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只要是自发市场所衍生出的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就一定是合理的，而且，市场经济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也只能由市场机制来自发解决;进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也就不存在截然的分界，原先被视为公共领域的问题也越来越诉诸市场机制来解决。正是受到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之熏陶，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僚也就理直气壮地将其应尽的份内职责推给市场，乃至出现大量的“无为”以及“乱为”情形;同时，这些官僚还往往极力为自己的卸职行为进行辩护，美其名曰这是对市场规律的敬畏和尊重，是让市场机制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参见朱富强，2012)。问题恰恰在于，市场是人创造的(朱富强，2014b)，从而根本不能反映万能的神的旨意。事实上，市场不仅无法解决公平问题，甚至在效率上也是短视的;而且，市场机制本身会衍生出自我强化的堕落效应，这将导致社会价值的式微和丧失，造成社会伦理的衰落和解体，进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无序和失范状态(朱富强，2016b)。

新(古典)自由主义迅速崛起于美国里根政府时期，但依此推行的市场化政策完全没有取得新(古典)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些成效。有鉴于此，美国著名社会哲学家乔姆斯基(2001:23)就指出，里根“的政府官员们都是这门艺术的大师。他们一方面向穷人赞美市场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得意地向商界吹嘘，里根政府‘给予本国工业部门进口补贴要比前半个多世纪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没有这样或那样市场干预的偏激举措，很难说钢铁、汽车、机械和半导体工业能抵挡住日本产品的竞争冲击，或者在技术上得以领先。”事实上，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对企业运营的干预，但有研究就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主要公司的精英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决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并且“1993年世界百强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没有各自政府的支撑，是不可能独立生存下来的”。同时，在那些号称遵循市场规则的国家中，当大企业处于困境之时，它所遭受的损失也往往不是向社会转移，就是被政府承担，这可以从历次的经济危机中得到鲜明反映;相反，对那些被排除在报酬优厚的、稳定的就业之外的人来说，他们也很容易被排除在私人福利市场化之外，而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却在努力削减公共福利。例如，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健康保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无工作家庭”中;针对这种情形，奉行改良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和完善医保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但很快就被信奉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特朗普政府所废止。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化政策的急速推进还带来一个重要后果：社会加速分层。这充分体现在岗位及其相应的薪酬上：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使得熟练技术得以分解，进而产生了大量地技能和低工资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企业规模的壮大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高管手中，进而产生了少数高技能和高工资的管理者。于是，“惟一的结果就是新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已经萎缩了，而一个新兴的，为数不多的专业化管理精英集团与众多‘麦当劳’式的工人相对峙”(艾斯平-安德森，2003:235)。阿尔贝尔(1999:25)认为，里根政府的极端自由主义政策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了对立，这种对立扩展到教育、医疗以及产业诸方面，乃至形成了一分为二的美国。皮凯蒂(2014)则以更为系统的数据指出，西方社会的最高层1%人群(甚至0.1%人群)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金字塔型的收入等级越来越明显，乃至出现一个超级经理人的新群体。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根本上就在于市场分配机制。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往往热衷于基于自由交换逻辑为市场收入辩护，但实质上，市场上的收入分配体现了一种博弈均衡，而这种博弈均衡根本上又取决于博弈各方间的权力对比，因而现实市场中的收入结构就与权力分布紧密相关。同时，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又会对权力结构带来这样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解了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将权力板块被分割成一块块细小而独立的权力单元，从而导致权力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另一方面，权力碎片中普通个体的权力因失去集体谈判权而被削弱的同时，那些核心的权力支配者却可以结盟并产生出更强大的力，从而又衍生出了一种放大效应，进而导致决策权的篡夺和集中(朱富强，2015a、2015b)。

快速推进市场化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最为集中体现在推行激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中：激进市场化改革使得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迄今都没有走出衰退的漩涡。例如，东欧诸国的人均收入直到2000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前苏联地区的人均收入甚至仍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林毅夫，2008:55)。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上就在于休克疗法下的政府缺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扭曲性市场结构。这里可以从几方面加以剖析。

(1)当前那些转型经济国家缺乏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拥有的不断能够扩大的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在没有保护下也已迅速被跨国公司所占有，因而本土企业就难以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就缺乏自生能力;

(2)转型经济国家可以利用“创造性毁灭”概念来摧毁旧制度，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新制度，反而会出现了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制度真空”，进而导致掠夺性市场之“恶”横行;

(3)转型经济国家原来都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工业基础，尤其是能源和原料等已经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因而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能力、能源原料以及资本等就会随着大量旧企业的破产而迅速集中在一起，或者被外国公司或者被本国富人所收购，从而形成垄断或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

(4)市场化改革将重点放在价格体系、贸易管制、财政纪律、公共开支、税收政策以及金融体制等宏观层面，而微观企业制度却往往因路径锁定而改革滞后，进而就会出现制度脱序，如宏观制度与企业治理机制的不配套(朱富强，2017a)。

由此，我们就可以且需要对根基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唯市场化政策进行深层次的审视，因为简单的市场化导向潜含并且已经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不幸的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盛行却使得主流经济学从伦理学中脱嵌出来而取得自治的“科学”地位，以致很多经济学人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往往都视而不见。布隆克(2000:118)写道：随着“经济学所考虑的市场中什么是可能的已经越来越被整个社会当做什么是应该做的行动计划。它不只是用来促进预定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是抽象用来规定、安排目标和价值的选择。对效率的关怀常常摆在对道德的关怀之前。而且，由于政坛上经济政策排在首位，经济模型的特点已经开始极大地改变和限制我们原本对人类的特点和困境的广阔视野。”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孤立的工具理性来审视和分析个体的行为，进而热衷于在各种假设下进行人类行为及其结果的推理。结果，对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的遵循以及“无形的手”原理的迷信就使得经济学人大大低估了仁爱的社会内聚的价值，也忽视了源于自我利益的反社会行为;对个人价值加总的GDP以及经济增长数据的重视则使得经济学人无法对乡间的美丽风光做出客观的价值估量，进而严重忽视了环境和污染问题;对平等与效率替代关系的认同又使得经济学人集中关注效率的最大化，进而以此为名而忽视越来越恶化的收入分配问题。有鉴于此，K.波兰尼(2013)的“嵌入”理论就强调指出，那种推崇激进市场化的改革者往往想当然地把市场经济视为脱离社会关系而自律的，乃至抛弃了来自政府的保护而变得不受控制。

十、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效果如何

与私有化、市场化相伴随的还有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是割裂政府与市场之间联系的进一步举措，它使得政府在试图调控市场机制方面变得更加软弱无能，进而也就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市场失灵，不仅造成全球性资源的掠夺开发，而且使得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布隆克(2000:240)写道：“既然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全球自由贸易区内，人类便无法使用民主手段重新把财富从富人手里分给穷人，保护环境，保护公众利益或者减少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移动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消费者的选择和自由。但也威胁着那些无任何资本或技术的人，这些人将被剥夺对未来生活的发言权。”例如，政府如果试图通过较高的累进制税率来缓和收入差距，那么就会导致人才和资本的流失;如果试图通过更高的政府借贷来应付不断扩大的福利支出，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利率的下降，进而导致资本的流失;如果政府征收污染税或者制定环境保护法规而迫使企业采用更高成本的生产方式，公司就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不受严格控制的地区。有鉴于此，这里从三方面对自由贸易作一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