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句一首惊四座，真真假假凭谁说 1959年6月，毛泽东带着王任重与他一起回故乡韶山。在毛泽东请家乡父老吃饭时，与王任重同桌的韶山老乡，仗着自己辈分高，很不给王任重面子，当面批评他在报章上造假典型宣传“亩产万斤”的事情，说亩产千斤都做不到。可能是遭此挫折后，心情不愉，所以王写下一首打油诗嘲讽毛爷爷——“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据王任重在文革时期辩称，嘲讽诗是公开写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的，倒不是秘密地发泄私愤。 显然，王任重如此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公开表达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态度，这在官场中间也许并不鲜见，但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主席的崇敬则有着根本不同，这就造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落差，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看到这首诗之后，都感到绝对不能接受。受到群众批判之后，王任重写文章辩称是因为作诗水平差，并不是有意不敬，还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改掉最后一句。这一次去韶山参观时，发现这首诗一字未改，铭刻在滴水洞水库的路边的石头上，这可是真有点“死不改悔”的味道了。
沟通不良或者信息传递失真，是组织中间最常见的老问题了，而家庭成员在之间的沟通不良，后果往往也很不好，老公知道的事情老婆和子女往往不知道，此种沟通不良的存在，严重情况下会影响家庭和睦的。今天中国的历史写作，就大量受害于此种沟通不良造成的问题：结果是大批缺乏靠谱信息的高官亲近人士，又反常地获得了过高份额的历史发言权，这就格外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6年年底，武汉机械学院（该校后来并入华中工学院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刘汉武（当时雅称“刘大炮”）拿着王任重上面那首诗，当面要陶铸表态，据刘事后对老田讲述：当时陶铸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连说不好不好。陶铸很清楚地知道王任重的诗，之所以受到造反派质疑和批判的原因，不是什么“称主席为兄长或战友”，而是真的有点大不敬和讽刺。但看来陶铸没有把这个关键信息传递给自己老婆和女儿，后两者正是在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在毛后时代又获得了过高的历史发言权，错误地把想当然写成了文字，导致谬种流传。现在王任重的诗句铭刻在石头上，还描上了金漆，与曾志言之凿凿的回忆一加对照（据陶斯亮对人回忆，所有署名曾志的文章均由她代笔完成），那就尴尬了。
不得不说，在共产党党史写作中间，那些大官身边的人——诸如秘书、下级、妻子儿女等，发言权过大同时掌握的靠谱信息又太少，由此问题多多。上面那套书对于文革历史界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为高官家人所写，这些人写的党史回忆文章往往严重受害于“家庭内部的信息传递失真”，其靠谱性实在不容乐观。有趣的是，贵族们的不靠谱党史写作，还常常口称“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像他们就是人民的当然化身似的，对此只能够长叹一声。 四、公私利害孰轻重，一朝取舍动千秋 官路艰难，仕途险恶，古人早有名言：“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一个人在官路中间，如何有效地保证自身的投入获得理想的产出，同时也能够避免职业风险，这是恒久不变的追求，这一切追求都可以浓缩为一个策略——“朝里有人好做官”，通过拉帮结派的宗派策略也许可以进行官场职业利益保险，但是会彻底损害职业体验。 韦伯在讨论官僚制或者科层制的时候，非常期待制度或者规则应用的非人格化趋势，此种趋势和变化能够带来机械化那样的效率，成为大范围许多成员合作的效率基础。但是，宗派策略恰好反过来，是确立私人关系和特殊规则来划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差别待遇，以职业利益的相互勾联去替代规则化的大范围合作。 由于官路艰难，对于职业利益保险的殷切需求，长期处于旺盛状态。毛泽东要求“跟路线不要跟人”，这是对韦伯的“非人格化规则应用”的别种理解和提炼，但现实官场中间总是会追捧“跟人而不是跟路线”——“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是潜规则，这意味着基于宗派和圈子的语言和行事方式，会得到官场人士的优先响应和潜意识的好感。 在施政过程中间，找到那个可以“说私房话”的人，建立起特殊关系，往往会很有吸引力。文革期间，四川省委李井泉等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可以相当随意地处分干部或者揽功卸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保险事业成功的标志，但是，这样的保险永远只具有有限性。在处理宜宾市委书记张结挺不同意承担“专员李鹏右派平反”责任的案子中间，四川省委、监委在《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专员）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此种完全违背公开规则的“私房话”写入对上的请示报告中间，说明私人关系的确立和亲厚程度的存在。后来这份文件被周总理从邓小平处得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说这个案子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据老田访问当事人之一田禾所知，张结挺并不是反对为李鹏平反，而是要求省委按照组织程序下文解决，张结挺本人对李鹏划为右派并无责任，按照组织程序处分专员级别的干部是需要省委批准的，作为地委书记的张结挺无权划专员为右派，同样也无权决定平反，两者都需要省委在组织程序上的批准。张结挺坚持的就是需要走这样一个组织程序，而李井泉则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打了招呼之后张结挺就应该办事不应该有二话。这样的小冲突，实质上就是关于程序合理性方面的不同见解，而李井泉拒绝这一点。 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期间，邓小平对贾启允说“如果人家说你复辟就说明你的工作干好了”，对赵紫阳说“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对马天水说“到北京可以多找我”，这些都是“私房话”，后果是以私人之间的亲厚关系替代非人格化的规则，这是职业利益得到部分保险的标志，大多数高官很享受此种特殊关系的宣示，仅仅在马天水那里碰壁了。可见在官场中间选择“跟路线”而不是“跟人”的高官，实在是太少了，这意味着自外于职业利益保险的强烈冲动。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有一个两难处境：不可能不关心自身的前程或者职业利益，但是，这个关心本身却不能够提高出路，尤其是无法提供价值和意义生产出路。有点事业心的人，把价值和意义提到首位，就很容易被官场逆向选择机制淘汰出局。 据《胡耀邦传》，他在1965年倒是公开批判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各种极左手法的，结果被陕西官场刘澜涛等人联手打压并边缘化了，他回到北京之后试图在邓小平那里找到一点点公正，结果遭遇到第二次打击。就这样，胡耀邦决心一百八十度转弯子，加入大人物的圈子里去，响应邓小平以身作则的规训，1975年选择卖身投靠成为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之一，也算是得了点好处地位蹿升到顶了，但是，终究因为陆悭访谈事件而被踹出局。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为职业利益风险而选择卖身投靠，也不能够完全保险的，所以，儒家推荐的做法，还是有价值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无苟免”——作为一个身处官场行使公共性要求很高的政治权力的人，汲汲于个人富贵是不妥的。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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