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系列挑战，开展外交斗争

四、应对“周边安全陷阱”，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

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黑龙江的黑河与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了一条线，该线接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是一条似乎带有点神秘色彩的线，该线比较科学合理地划分了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在该线东边即沿海地带，集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生产力与财富，是中国的关键发展区域也是重要安全区域。近代以来，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该区域，由此导致中国任人欺凌与一穷二白的悲惨局面。近代以来，中国真正的重大威胁(影响复兴进程甚至亡国灭种)日益集中到海上。一段时期以来，威胁逐渐集中于美日同盟，逐渐形成东海、南海与台海“三海”联动，威胁中国沿海地区，妨碍中国实现统一，阻挠中国走向海洋。但是，美国不断实施地缘战略欺骗，一边执着地重返亚太，另一边鼓噪再拾“印太”，鼓动印度在中国西部边界制造摩擦，诱导中国把注意力、战略方位引向西部。

当然，论断中国的战略重心在沿海、在东南，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西北、忽视内地。中国虽大，但是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中国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但是没有一公里的边界线可以失守;陆上有14个大小邻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低看一眼。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几千年来，东西南北中，浑然一体，缺一不可。司马迁曾经说过，“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8]“司马迁语”配上“胡焕庸线”，似乎更有谶语与玄学的意味。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确实有诸多“作于东南，收于西北”的重大事例，“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19]，所以“史圣”才能给出经验性结论。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证明“作于东南，收于西北”;大革命“作于东南”，但是没有“收于西北”，故半途而废;改革开放“作于东南”，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也要“收于西北”;新时代，新核心，必然“作于东南，收于西北”。东南与西北统一于中国，周边安全是确保中国东西南北全方位安全的重要一环。

朋友可以选择，邻国却不能搬走。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通、文化相融，经济社会相伴，可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加强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稳定周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周边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是外交斗争全局的需要。”[20]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力拼搏。但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1]中国努力和周边国家一道，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建设一个与周边国家共享的百花园。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想发展，民族要复兴，然而，那些身体已进入21世纪但是头脑还在21世纪、处于冷战状态的西方专家们倾向认为，中国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会终结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终结西方近代以来领先的文明。因此，世界强权霸权不愿中国发展，不让中华民族复兴，为此不断在中国周边煽风点火搞破坏，阴谋阳谋一起来，什么便利有效就搞什么来什么。所以，塑造周边安全环境，也是对美西方战略博弈的重要方面。对此，决策者非常冷静明晰，所谓“周边安全陷阱”，其实是美西方设的套，是一种离间计，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针对周边打好安全牌，要坚持亚洲安全观，增强开拓和塑造意识，管控周边热点难点问题，建立安全合作机制，逐步增强对地区的掌控力，增进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主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建设和谐周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22]

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3]

五、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障跟进国家利益

过去，中国与世界是分离的，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中学课本中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都是分开的，有些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那时，中国是世界的函数，中国近乎一直随着外部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曾几何时，不仅是中国领导人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在影响着世界，就连“中国大妈”都在改变着世界。据报道，“中国大妈”蜂拥金店，撑起了世界黄金价格，让“做空”黄金的华尔街投机商损失惨重;“中国大妈”热衷的广场舞随着出境游而跳出了中国，舞向世界。中国领导说话，世界倾听;中国大妈跳舞，世界观看。当然，世界不仅在听、在看，也在说。但是，西方国家拥有话语权，所以他们说的，可以很方便很及时地传遍世界。他们竟然说，中国的“走出去”是在搞新殖民主义，搞霸权主义，煽动“中国威胁论”，完全将他们自己在世界的所作所为生搬硬套到中国人的头上。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殖民他国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24]曾经遭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日成规模、日趋庞大，由此形成了一个“海外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内地出境累计28万人次，但是仅在2016年一年，中国内地出境就高达1.6亿人次，而且每年还以约1千万人次递增。随着中国积累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迅速成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大国，成为净资本流出国，近年来每年对外投资都以千亿美元规模递增。过去曾流传：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人，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的利益。过去“下南洋”，基本上是背井离乡，实际是谋生存、去逃荒。一部近代海外华人史，说是一部心酸血泪史，一点也不过分。西洋、南洋一些国家，动辄掀起排华恶浪，往往不是一般的歧视、剥削、压迫，而是杀戮，是赶尽杀绝。今天，由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远远不再是求生存，而更多的是谋发展，中国的海外存在与海外利益，不能再被视为“无主认领”而随意任人欺凌处置。

但是，中国企业、中国公民“走出去”，无论是出境游、还是海外经商投资，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甚至完全不同于在国内的风险，如政治风险、汇率风险、人身财产安全风险等等。境外风险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此外，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等都有可能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威胁，国际市场、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问题日趋凸显。海外利益保护已经成为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中国外交责无旁贷的责任。中国外交官与驻外人员与时俱进，根据近些年来，中国外交的新情况新特点与新经验，总结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做出新努力新尝试。但是，海外利益保护，外交部门不可能包打天下，一肩扛起，需要更多的部门、更多的机构、更多力量，在政府协调与彼此协同下，在尊重国际法与驻地法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到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来。

有鉴于此，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边界就应该拓展到哪里，中国的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国家安全战略应与“走出去”战略相契合，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我们不觊觎任何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利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合法利益。为此，要注意科学界定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不能泛化，不能把一般利益上升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否则会造成资源和需求的错配，透支国力，反而影响对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保护。海外利益保护，光靠外交照会与外交辞令不行，要有适当的行动能力与干预介入能力。因此，根据西方乃至世界经验，中国必须适当发展海外情报力量与军事力量，有步骤推动我国军事力量、执法力量以适当方式“走出去”，加强维护海外利益的“硬实力”。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商投资，一个普遍的头疼问题就是遭遇东道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滋扰，而不知如何恰当地、经济地与这些NGO打交道，从而造成经济损失、机会错失与时间流失。国际市场竞争，时间就是金钱。因此，要拓展理论，更新理念，放松政策，适度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鼓励支持它们“走出去”，在境外，在国际社会，与各类NGO合作与竞争，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投资，赢得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