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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风险与收益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不断推进，各国彼此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新兴市场大国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料难逆转。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动荡与危机频繁发生，局部战争与“颜色革命”阴魂不散，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为中国的安全发展与民族复兴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不懈地外交斗争。

一、独立自主，统筹安全与发展战略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自新中国成立那天起，独立自主思想就始终如一地贯穿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而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即使是在“一边倒”的外交选择下，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形下，新中国毅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平等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苏关系从友好同盟到交恶敌对，一个关键的原因，苏联共产党动辄以“父子党”而不是“兄弟党”对待中国共产党，并且把党际分歧纷争上升扩大到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纷争，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横加干涉与指责。为了维护独立自主，为坚持真理，中国不惜巨大利益损失而与苏联决裂。在此后的“两条线”“两个拳头打人”的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与尊严，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导下，积极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美苏两极的中间地带赢得广泛的国际舞台。在苏攻美守的冷战巅峰时代，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是美国努力借重以图扭转战略被动的关键筹码。中国领导人运筹帷幄，如此才有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出现了“一条线”进而“一大片”格局，开启了中国外交斗争的新征程。

正是有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新格局，中国才能顺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下，中国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奉行“不结盟”(不依附任何强国，不约束自己的手脚)，“不打牌”(中国不打美苏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与“不当头”(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外交政策。“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开展得丰富多彩，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中国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与重大国家利益突出的时点，实施“建设性介入”。“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③]

学界一般认为，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上了“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烙印，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需要。笔者认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贯战略策略，既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出于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近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近代工业，作为现代工业的基础的钢铁，其产量中国人均只相当于一把菜刀，而美国人均相当于半部汽车。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关键，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有鉴于此，新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进而现代化道路，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

当时的世界，拥有体系性工业化能力的只有美苏两国。美国是绝无可能帮助共产党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长期对美国摇尾乞怜、百依百顺，美国可以远道运输，甚至无偿援助各类军需物资，也要限制甚至禁止在中国进行重要军工装备生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表示出极大热忱，给予诸多重要帮助，但是尚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决心，让自己身边崛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然而，美国出兵朝鲜，给新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独具慧眼的毛泽东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正是“抗美援朝”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牢牢绑定在一起。社会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只能胜，不能败”使得毛泽东与斯大林成为事实的战友，中国与苏联成为真正的同盟。救朝鲜、挺中国就是救社会主义、就是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以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

因此，没有“抗美援朝”，中国就不能取得苏联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就没有东北的系列军事装备工程，也不会有后来的156项重大工业项目，从而也不可能顺利而快速地步入工业化轨道。“抗美援朝”既是保家卫国、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战略，也是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毛泽东灵活地把握着战与和、打与谈、大打与小打、进攻与防御的节奏，调动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敌对阵营之杠杆，与斯大林及苏共之间展开了充分的合作博弈。深入研究与细致推敲，这个在冷战刚刚开启时的热战，两个领袖、两个大党、两个大国，在无产阶级兄弟与各自国家利益之间，讲情说理，一面精诚合作，一面斗智斗勇，堪称博弈论的经典。正是这一伟大的博弈，为中国工业化赢得了必要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独立自主，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没有中国后来长期和平的地区与国际环境。独立自主是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