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小鲁之死说开去
2018.03.23迎晨曦 陈小鲁死了，本来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他生前和身后的现象却值得思考。 陈小鲁是一批所谓红二代的代表，是一批具有特权思想的所谓红二代。 陈小鲁他们自认为高贵，是贵族子弟，高居于百姓之上，只能做人上人，飞黄腾达，不能做普通百姓勤恳为民。 陈小鲁是文革中和文革后的风云人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特权思想。 在文革中，，他们大搞血统论，蔑视工农子弟，组织了贵族子弟的西纠和联动。陈小鲁就是头头之一。他们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连中央文革都不放在眼里，不顾中央文革一再规劝，一再批评，一再制止，破坏“十六条”的规定，保护走资派，矛头指向群众，到处打人抄家，还把人打死，制造恐怖，还六冲公安部，扰乱文革，给文革抹黑。他们罪行累累，中央文革把他们当孩子来教育，释放他们，教育他们，可是这些具有浓厚特权思想的狂妄之徒根本不思悔改。在文革后所谓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这些真正的打砸抢分子却居然变成受害者，又一次成为英雄，天下还有这样黑白颠倒的吗？这难道不是特权保护吗？ 几十年后，陈小鲁道歉。道歉是应该道歉，他应当向人民道歉，向破坏文革十六条道歉，向毛主席道歉，但他却借道歉之机，把自己的罪行栽赃于文革，栽赃于毛主席，这哪里是道歉，分明是迂回的对特权受到文革抑制发泄不满。 改开后，陈小鲁这些贵族子弟们的特权随着春天的故事又活跃起来了。他们把文革中特权受抑制作为受迫害，成为他们恢复特权的资本，重新掌握了权力。在私有化、市场化的风行，资本控制中国浪潮下，这些识时务的俊杰们马上敏锐的看到了特权的作用，不失时机的把权力转化为资本。陈小鲁从官到商，最终成为中国最大财团——安邦公司的副总裁，完成了从权力到资本的蜕变，与邓家结盟，疯狂敛财，化国有财产为私有财产，使自己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家族富豪之一。 当安邦公司受到千夫所指，迹行败露时，又使出花招，辩解说自己只是挂名，鬼才相信。纯粹是施放退却烟幕弹。退一万步说，你是挂名，为什么要请你挂名？没有权力的利用价值找你挂名做什么？ 安邦公司被查了，陈小鲁急火攻心，恰当的适时的死了。保护了自己，保护了特权弟兄，真是善哉！无怪乎一帮特权子弟异常悼念，歌功颂德。但是人民心中是有数的。 陈小鲁死后，告别仪式的规模不小，层次不低，一大批所谓的红二代都聚集送行。别有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红二代所写挽联上，却要把当官老子的名字挂在前面。这说明什么呢？第一是炫耀，炫耀自己的官二代身份。第二是示威，向老百姓展示他们的特权。更值得注意的是，说明社会上有一个盘根错节的强大的特权关系网，保护着他们的既得利益。 陈小鲁现象反映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共产党内部如何形成了走资派，如何形成了党内资产阶级？ 苏联也好，中国也好，都有一个从特权阶层演变为官僚主义阶级，再演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的历史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尽管具体方式有所不同。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时代，在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红军战斗力打败国内外敌人，不得不高薪雇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也高薪赎买了一批资产阶级管理和技术人员。这是最初实行的高薪，是为了巩固政权恢复建设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但是这种高薪只限于资产阶级专家，并没有在党内干部中实行。然而也不能不遗憾的说，这毕竟给后来党内干部与之攀比留下了隐患。 斯大林时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理论上放弃了阶级斗争（实践上把斗争都认为是敌我斗争），特别是放弃了思想斗争，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在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政治，不讲群众路线，提出“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推行一长制，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如“马钢宪法”）。结果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实行高薪制，逐渐形成了一个高薪阶层。 这个高薪阶层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引导下，变成了特权阶级，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进一步演变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高高在上，当官做姥爷，只想为自己谋利益，哪管人民疾苦，甚至压制人民，打击人民，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生活，向往西方式的生活，同时，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私有化，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基础。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修正主义路线推向极致，使这些特权阶层从分配和消费领域对资产的攫取，变为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和占有。终于在苏联解体后，他们迅速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也同样出现了特权阶层，但是由于国情不同，特权阶层形成的背景不同。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比较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教育，也没有在干部中实行高薪制，但是为什么也出现特权阶层呢？ 第一，中国是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很容易自发的产生资本主义。 中国是小生产最广大的国家，主体是农民。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是农民，干部队伍也主要产生于农民。 小生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受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压迫深重，有革命要求。在革命胜利后也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小生产也有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倾向。小生产的革命目标和无产阶级不同，不是追求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是要推翻残酷的剥削压迫，建立自己的私有天堂。历代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都是要推翻坏皇帝，自己做皇帝。这种倾向在中国是非常广泛的，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是根深蒂固的，有着几千年的传统。 民主革命时期，小生产的倾向就有所表现。当时就就流传着“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的口号。流传着革命的目标也是“三间房子，二十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等小私有的倾向。 民主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就发展为，老子有功，该我享受，该我发财，该我当官做姥爷了，一句话，希望有特权，于是就产生了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革命，要彻底革私有制的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这就与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由于小生产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厚的影响，自发资本主义势力也在党内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党内也就就出现了特权阶层，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封建特权和官本位的影响。 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封建社会，但是，中国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特点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漫长，从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经历了两千多年。这么漫长的封建社会。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产生顽固难以清除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大一统的社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这使得从上到下形成一个等级社会，等级观念很深。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官僚体系完备的社会。官僚体系庞大、完备、深入到底，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官国”（梁柱同志对比有很好的论述。可参阅）。官本位主宰社会。“金榜题名时”成为社会理想，当官有权成为社会目标，官大官小成为贵贱标志。 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特点，使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尤为严重。而且影响之漫长，影响之深刻，影响之顽固，在世界上是突出的，直至今天仍然严重。 封建官本位的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是一部分带着封建思想参加革命的干部，追求等级，追求特权，并逐步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小生产汪洋大海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官国”官本位传统观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这些是中国产生特权阶层，并进一步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因素并不止这些，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资产阶级在党内打进去，拉出来寻找代理人的策略，都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说，内因终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上述所说的几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三，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形成等级。 社会主义毫无例外的都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成熟，只能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在资本主义的废物上建立起来，所以她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正如马克思说的：“我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她必然同时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和共产主义因素，是两种因素谁战胜谁的历史搏斗时期。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毛主席更深刻的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讲的是中国，实际上是指出了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 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存在旧社会的痕迹，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权利。它是在形式上平等权利的掩盖下，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它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问题在于，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货币等等包含资产阶级法权的这些东西，还必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原则来保留和应用。不但不能消灭，还要保护，还要利用，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法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内合理合法的资产阶级要求。 制度外的资本主义因素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比如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等。但是制度内的因素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是被社会主义遵循的原则，因为它在现阶段合理合法，因为它是通过党和国家领导权力贯彻的，所以它非常容易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 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可以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导致的不平等，谋取消费与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特权。谋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形成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集团。再通过分配关系，人与人之间地位关系，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所有制关系，使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生产关系实质上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所以，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毛主席晚年讲理论问题的深刻意义。正因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毛主席才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 今天社会中出现的各色各样的陈小鲁们，结成社会势力的特权阶层，从上到下遍布的走资派，不就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吗？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敬佩毛主席的深邃远见。毛主席在1974年—1975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极其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极为深刻的分析，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指导和思想武器。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和重大贡献。 无论是苏联也好，还是中国也好，一个特权阶层的出现，进而形成党内资产阶级，是最终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认清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必须注意到的历史现象。 2018年3月24日 本文来自砥柱中流网：https://dzzl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4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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