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永恒和永久的本国利益。”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于1848年3月1日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所说的一句“名言”。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引用过类似的话。这证明，这句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自利色彩的“名言”确实是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外交原则。
那么在今天，我们遵循西方的这个逻辑，谁是我们的可能的、潜在的对手，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依靠、借助的力量，谁是我们必须警惕、防范的对象……就必然会成为中国和平崛起、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必须持续关注、及时修正和不断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2018：大变动的前夜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和”为最高境界的民族。今天我们的对外政策从“和谐世界”(即“没有敌人的战略”)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期盼的是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然而中国的愿景并非西方的逻辑。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出现一个“没有敌人”的、一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未来世界。因为“敌人”是这股势力盈利的“原材料”，他们追求的恰恰是维护世界的“等级秩序”，以确保他们高人一等的霸主地位……
数百年来，这股势力一直统治着世界。只是到了近十多年来，这股势力开始面临来自中国崛起的强烈挑战。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意中产生的。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韬光养晦”战略，而且“绝不称霸”。从历史上中国修建长城、海禁，到毛泽东时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至今天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表明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霸主”，这是西方从学者到政治家们都在提出的问题。“身不由己”这个词来自法语的“malgré lui”，意思是“无意为之却不知不觉而为之”的意思。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即使没有称霸的野心，却也在事实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老大”美国的挑战者。
本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一定会挑战美国。只是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把中国绕进去了。一个概念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否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中提出的一个历史现象，即后崛起的国家是否会因此而挑战世界的霸主。这只是一个虚构、假设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竟把中国锁定在“挑战者”的地位上，使中国这个本来并没有挑战美国霸主意愿的国家，硬是被国际舆论描述成一个“挑战者”。这个概念被鹦鹉学舌地频频反复引用、使用，更是进一步把中国紧紧地套牢在“挑战者”位置上，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说实在的，从过去三十年一直到近几年，统治着世界的这股势力本来并不担忧中国的崛起。本来，冷战后的世界，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出现了一条所谓的“伊斯兰线”，构成了西方犹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中国至多被以“儒家文明”的身份被归入与西方对抗的伊斯兰文明的一方去了。当时还引起中国学者们几乎一致的抗议。中国处于一直被忽视的地位。
然而全球化进程使世界历史出现了新的格局。中国迅速崛起形成一大力量板块。而受到全球化冲突的西方世界内部，也重新分裂成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和以军工等产业资本为首的民族财团两大力量板块。前者因全球化而获利，后者则因全球化而遭到重挫。这样，今天的世界就分裂成四大力量板块：西方内部的上述两大力量板块、伊斯兰力量板块和中国。
中国并非西方两大力量板块的“挑战者”。一方面，过去从中国崛起中获利最大的，实际上是西方内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力量板块。它们才是全球化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对其而言，是带来巨大利益的国家。另一方面，过去中国一直是在西方势力的框架内发展。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一直处于非此即彼的两极状态：中国必然将改变政治体制而走向“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统治一定会“崩溃”。而“民主化后的中国”不会对西方主导世界的这股强大势力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无非是使西方接纳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一点的“日本”而已。这意味着中国将依然处于这股势力的控制之下，具有某种“可控性”。然而历史并没有朝着其所预测的方向发展。中国不仅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崩溃”，相反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异类国家”竟因其三十年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才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身不由己”的挑战者。
更令统治世界的这股势力头痛的，则是相对于中国的迅猛崛起，西方整体实力却在急剧地衰落，使这股势力失去了统治和扩张的工具和基础。此消彼长，危机日显。于是痛定思痛，这股势力开始进行全面的调整，试图卷土重来。君不见，过去一年里，虽然中国在继续发展、震撼、超越，但西方内部的大规模调整才是真正值得令人关注的大事。
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重新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形势与1929年经济危机十年后的世界非常接近。
而2018年，则是世界即将发生大变动前夜的一年。
“不确定”的“临界点”
在2017年12月31日西历新年之夜，我主持了东南卫视的一档高端思想节目：“思·享2018”。当我请参加辩论的五位学者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对过去的一年做出总结时，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连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
2017年是“不确定”的一年，是“不确定”为“唯一确定因素”的一年(金灿荣);世界发展到了“临界点”的一年(王绍光);在这一年中，“中国继续在震撼世界”(张维为);而“中国特色外交则在全面推进”(于洪君);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韩毓海)。
过去的2017年确实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西方主要大国美、英、法、德等都完成了政治布局，通过领导人更替或连任等各类选举，使目前的执政层将有3至5年的稳定期。但这个执政层却在一个重大的世界性话题上出现了明确的分歧，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态度。2017年是西方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力量板块开始分别在欧美国家执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2018年将是从“不确定”而走向某种即将爆发的“临界点”。这两大力量板块或走向妥协以应对它们的共同“挑战者”，或走向更激烈的冲突而燃爆世界火药桶……
2017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登基，确定“反全球化”力量在美国开始执政。特朗普在一年里所做的事，确实比奥巴马在一个任期里做的事更多、更复杂、更诡异、更匪夷所思。但特朗普只是强硬而非鲁莽，其行事方式实际上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引导的。这条主线就是为以军工为首的本土产业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而效力。这令我们想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任满告别白宫的那次著名演说中的警告。艾森豪威尔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们决不能让这一联合体的势力危害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进程……”
艾森豪威尔的这段话非常富有预见性。今天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军事—工业联合体果然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2018年美国通过的军费预算达7000亿美元，整整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美元。其对美国外交和对外军事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实在是路人皆知。鉴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会发动一场或数场战争，2018年会不会是特朗普的美国走向战争的一年?每个关心和平的人都不得不问这个问题。
2017年对于欧洲来说，也是决定性的一年，也同样为2018年欧洲的政策走向埋下了伏笔。相对于美国选出一位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而言，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另一个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将一个竭力坚持“全球化”的新人推上了政坛。按理，马克龙因国内经济危机而当选，因此我们以为，总统履新伊始一定会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内经济振兴和解决令所有法国政治家头疼的失业问题和巨额公共债务问题。然而所有人都看走了眼：马克龙在过去的一年里继续竭尽全力地为“全球化”进程服务，几乎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重头人物。在中东以及叙利亚问题上、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在全球化问题上、在没有了英国的欧盟建设问题上……马克龙的身影处处闪现。相比之下，在马克龙之前还大放光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几乎被媒体所遗忘。马克龙在上台不到一年时间里，俨然成为欧盟甚至是西方世界支持“全球化”力量的领袖式人物。特别是针对特朗普的“频频退群”、从国际舞台上步步抽身，马克龙则步步进逼，四出布局，甚至派出法国军舰到中国南海巡航……从而使法国继续以一个“千万级别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着一个“一流国家”的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因为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公司财团构成的力量板块支持“全球化”，需要一个新的欧洲领袖来对抗反对全球化的美国特朗普！于是，马克龙应运而生……
其他几个西方大国也在2017年完成了各自的换届选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虽然大选受了点挫折，但确立了今后几年的政局的稳定，并由此顺利推进脱欧进程，确定了英国与欧盟分道扬镳的大格局，并为英国未来几年的外交走向确立了坚定不移的方针。德国默克尔经过大选险胜、并经过翻天覆地的讨价还价后终于组成了新政府，开始其第四届总理任期，也同样确立了德国在未来几年里的政局将趋于稳定。默克尔虽然因为国内选举的因素而被迫沉寂了一长段时间，但在巩固了国内政局后，可以肯定德国将会继续在国际上发声。德英两国分别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注入了新的力量。
最后，还有两个大国：一个是西方阵营内部的日本，和一个徘徊在西方阵营门槛上的印度。印度虽然将在2019年迎来大选，但由于莫迪总理的大胆改革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废钞令”涉险过关，使得印度的经济深度布局趋于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从而导致执政党人民党大幅赢得了2017年五个省邦的地方选举，奠定了莫迪总理明年大选胜选的未来前景。可以说，印度也同样已经对未来数年的政治稳定打下了同样非常扎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对印度为什么在对外政策方面敢于进行某些冒险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日本几乎也在走同样的道路。安倍首相在2017年9月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一场大选豪赌，自民党顺利地赢得了多达261席的“绝对稳定多数”，使安倍将毫无悬念地执政到2021年。日本也在2017年夯实了国内政治基础，也同样扩大了对外政策的可冒险系数。但这两个国家在上述两大力量板块的争斗中将执何种立场，我们尚无法下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旦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将必然会站在西方阵营一边，来共同对付西方的“挑战者”。
显然，西方主要国家都确定了执政延长期，2018年将是西方国家及其内部两大力量板块何去何从的一个“临界点”。它们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加剧争夺。无论哪个结果，都会对世界未来几年的格局，甚至是战争还是和平，都产生重要的影响。1929年时，危机导向了世界大战。今天人类进入核时代，使核大国之间发生热战的门槛提得非常之高，迄今为止无人敢跨越。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核武器正在扩散之中，核门槛也随着某些核大国对核武器进行的小型化、实战化改进而在降低……
2018年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动向的“不确定”，但又是必然要产生变数的“临界点”，显然加深了我们研究和采取相应对策的难度。我们只有加强对“不确定”到达“临界点”现象的研究，方能将即将到来的各类冲突、特别是可能会将中国牵入其中的冲突，化解于无形之中。在未来几年里，来自外部的威胁将很有可能逐渐转化为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自认“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一切外部矛盾都将会引刃而解”的观点是非常短视、片面和有害的……
现在回头来看2018年中国宣布修宪一事，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这次修宪的意义：在危机来临之前，中国也需要延续政局和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 这与世界各国都在制定“危机对策战略”是同步的。看来，中国高层也已经在为提前到来的世界性“摩擦”预做准备了。
